绍棠、陈涌等人都作出了各自的思考，其中秦兆阳的题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11一文的影响最大也最有代表性，文章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这既有苏联文学界对这一创作方法修正的国际背景，也反映了中国文学界对5 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的质疑和反思。这些思考在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强调，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干预，对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性的肯定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胡风文艺理论的延续和展开。另一方面，钱谷融、巴人、王淑明等人对文学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阐发，又与有关典型、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一起，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学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倾向提出了批评。

    第三，出现了一批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创作，这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学开始成熟。这部分文学创作主要是由一批年轻的新生代来承担的。与文艺理论和批评相对应，在文学创作中最能显示出“双百方针”的巨大精神力量的是青年作家王蒙、刘宾雁、宗璞、李国文、陆文夫、从维熙等人的小说和流沙河、邵燕祥、公刘等人的诗歌，这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启蒙主义传统在新时代的再生。如王蒙的、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李国文的《改选》等小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大胆干预生活，深刻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现象，及其政治经济体制上存在着的弊端，同时又在揭示阴暗面的过程中显示了社会积极健沟的力量，流沙河的《草木篇》是以讽刺和象征的诗歌形式，体现了同样的现实战斗精神。另一批作品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等则涉及了以往的社会主义文学不敢轻易描写的爱情生活题材，揭示了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从而折射出时代历史的变迁。

    如果深入分析的话，文艺界的这一新气象的出现，一方面是来自对“五四”精神的复活，提倡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干预，提倡写人性，都是来自“为人生的文学”、“人道主义文学”的“五四”新文学主题；另一方面，揭示社会主义矛盾的文学创作，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斗争，虽然是由文学新生代提出，但依然是延安时代王实唯、丁玲等一部分知识分子反省竿批判革命阵营内部不良倾向的思想延续。所以，既然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不能不带来作家们对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战争文化规范下的审美原则和教条主义的批评。

    首先是对教条主义的直接声讨。姚雪垠在著名的《打开窗户说亮话》12一文中，尖锐指出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主要“应该归罪于教条主义的猖獗”，而教条主义已成为一种“时代空气”，只有清除教条主义的危害，才能使作家摆脱“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其次是对5 0年代初期文艺现状和成果的反思与再评价。如钟惦斐对国产电影创作的批评13，刘宾雁对文艺创作、戏剧演出和书刊出版业的尖锐批评，并把创作的落后、公式化概念化的严重与文艺规范和文艺领导方式联系起来14. 而最为尖锐的话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新体制下的指导作用的问题，刘绍棠认为，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就在于教条主义者机械地、守旧地、片面地、夸大地执行和阐发了毛主席指导当时（指抗日战争时期──引者注）的文艺运动的策略性理论”15，其行为表现在要求文艺作品及时地为政策方针服务，以及片面强调普及为主等等。从这些发难中可以看出，挑战性的作家来自各种不同的传统，不仅有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作家群，也有解放区来的作家，甚至还有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生代，这实际上是继胡风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