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大会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文学创作的模式化和“虚假”作风的质疑，显示了苏联文坛的一种企图“复活”俄苏近、现代文学另一种曾被掩埋、被忘却的传统的努力，这也激发了中国作家对“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义传统的重新认识，它与国内政治形势的社会变化一起，共同构成了“双百方针”提出期间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文化背景。

    “双百方针”的提出，体现了在人民共和国新体制下、在特殊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国家最高决策者对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一种新的尝试，它显然包含了对科技学术和文艺创作自由的倡导的努力，但它的表达方式却又是“含混的诗意化”6 的，它之所以不采取法律条文的形式来保证文艺和学术的自由，而要采用文学性的语汇来表达、采用政治宣传的方式来展开，本身就包含了政策制定者的暧昧、犹疑心态。具体表现在：一、“双百方针”从一开始形成就包含了多种解释和自我防御的成份。例如，毛泽东在提出这一方针之初，就规定了它的实施范围：“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7 ，陆定一的报告对此从正面作了规定：即“双百方针”是“人民内部的自由”，指出“这是一条政治界线：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8.这就意味着，如果某些人一旦被判定为“人民的敌人”，他不但失去了行使“双百方针”的权利，而且他们的言行也就会被认定为来自敌对阵营的“猖狂进攻”，但确定敌我阵营界线的标准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定。二，事实上，从“双百方针”倡导的一开始，对于学术问题的具体争论都是在最高决策者的干预和控制下进行的，形势的发展很快表明，并非所有的学术问题都是可以随便争鸣的，除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外，学术领域中如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方面问题的讨论也显得相当敏感。三，“双百方针”的落实过程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对知识分子而言，胡风事件仍记忆犹新，这使他们在这一方针提出之初，兴奋的同时仍有观望心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9 这一对形势的估计，是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代表国家意志的舆论也一直左右摇摆，特别是1956年底到1957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情势有点让人捉摸不定，1957年1 月，陈其通等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已经被人视作“收”的信号，但毛泽东否定了这种左的倾向，并进一步开展整风，结果使文艺界的挑战声扩展到整个知识界。但不管怎样，这一方针的提出仍然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渐从胡风事件的阴霾和惊恐中摆脱出来。

    在1956年初到1957年春夏之交的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双百方针”确实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在它的提出和贯彻的过程中，国家意志的统制一时间似乎有所松动，与知识分子传统间的紧张关系也有所缓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批判的热情也空前高涨起来。就文艺界的来说，“双百方针”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鼓舞了一大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的创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以来，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和战争文化规范下的解放区文学传统间无形中形成的隔阂。许多跨时代的作家都相继发表文章或作品，他们包括周作人、沈从文、汪静之、徐玉诺、饶孟侃、陈梦家、孙大雨、穆旦、梁宗岱等，出版部门也出版了（或计划出版）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和废名等作家的作品选，包括张友鸾、张恨水等现代通俗作家在内的许多老作家和袁可嘉等外国文学的翻译研究者一道，都以不同的方式对中国当代文学传统资源的相对狭隘提出了质疑和批评10. 第二，在理论方面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提倡文学写人性，恢复人道主义传统。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及其内涵，何其芳、秦兆阳、周勃、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