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如同退潮后裸露的、了无生机的沙滩。

    新的班级，新的开始。我的名字在期中成绩榜的中游位置不咸不淡地挂着。所幸，十一班的数学老师姓秦，是个瘦削精干的中年男人，说话像精密咬合的齿轮，清晰、严谨、一丝不乱。他总能将那些抽象的公式定理拆解得条分缕析，让我这艘数学的沉船竟也一点点浮出了水面。然而，语文课却成了新的泥潭。新来的语文老师声音平板，照本宣科，讲古文如同念悼词。我只好在秦老师清晰的数学逻辑之外，自己硬啃那些艰涩的文言文和佶屈聱牙的现代文分析，成绩单上语文那一栏，总是倔强地停留在及格线附近徘徊。

    至于英语，它始终是我学业版图上那片无法开垦的冻土。我记得在八班时，那位年轻的英语老师林老师，身材高挑，尤其是一双腿，修长笔直，穿着合体的西装裙走进教室时，仿佛自带光芒。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声音清亮，带着一种蓬勃的朝气。可惜，她的美丽并未能点燃我对这门学科的热情。十一班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姓王的中年女士，严肃刻板，板书一丝不苟，但她的课于我而言，如同在听一门遥远异邦的艰涩咒语，无论怎样努力，那些字母组合都无法在我的大脑皮层刻下有效的印记。英语成绩单上那常年低空掠过的分数，成了我通往更高处无法摆脱的沉重枷锁。这枷锁，一直延伸到了大学，最终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也未见其用武之地，仿佛这三年的挣扎只是徒劳。

    班主任姓赵，教历史。他的形象本身就如同一页浓缩的、沉重的史书。个子矮小，估计勉强够到一米六，瘦得像一片风干的竹片。常年顶着一头刺猬般的板寸，穿一条洗得发白的、极其宽大的旧牛仔裤。最标志性的是他腰间那串用粗铁环串起的钥匙，走起路来叮当作响，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像一串无法摆脱的、预示着某种贫瘠命运的脚镣。他那张缺乏表情、被生活刻满疲惫的脸，总让我联想到一个被岁月反复捶打、早已失却了反抗念头的沉默男人形象。

    在这兵荒马乱的高中岁月里，谢驰像一块温润的鹅卵石，意外地嵌入了我的生活。他长相清秀，说话慢条斯理，有种超越年龄的温和。我们熟络起来后，高二时便在学校附近合租了一间更便宜但也更破旧的屋子。他成绩平平，甚至时常在及格线上挣扎。然而，命运有时就是如此吊诡。高考放榜那天，他腼腆地告诉我，他超常发挥，竟擦着线考上了一所不错的一本大学。那一刻，我清晰地感觉到一股灼热的酸意从胃里直冲喉咙，那名为嫉妒的毒蛇，狠狠地噬咬了我一口。大学后，我们如同两片被不同河流卷走的叶子，渐渐失去了联系，只剩下微信列表里那个沉默的头像，提醒着那段共居一室、在题海中互相打气的时光。

    远离了父母的视线，爷爷奶奶远在乡下，我像一株无人修剪的野树，开始肆意地朝着扭曲的方向疯长。出租屋那扇薄薄的木门关上，便隔绝了整个世界。深夜，电脑屏幕幽蓝的光映亮我疲惫而亢奋的脸，那些廉价的、充满感官刺激的影像成了麻痹神经的廉价鸦片。随之而来的，是更隐秘也更消耗精力的习惯。熬夜看的日子越来越多，第二天走进教室，鼻腔像被两团湿棉花死死堵住，头重脚轻，老师的讲课声如同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鼻炎，这个顽固的附骨之疽，就这样缠上了我。精力被它一点点榨干，课堂上强撑的眼皮，最终总是不争气地垂下。成绩，便在这日复一日的昏沉与放纵中，稳定地凝固在了中游的泥潭里，再也无力向上攀爬。

    高二的一次月考后，座位重新调整。按照成绩，我选了一个不前不后的位置。新同桌是个叫李薇的女孩，眼睛很大，像两颗浸在水里的黑葡萄，笑起来脸颊有浅浅的酒窝，声音清脆，像夏日清晨带着露珠的风铃。不知出于怎样一种别扭的心理，或许是为了掩饰内心莫名的悸动和自卑，我总忍不住要跟她唱反调。她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