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通过积极因素的描写，就必须反衬出对于种种消极因素的正确的、清醒的、有力的分析和批判，那任务才会艰巨得多，作者隐约感到自己的‘力不胜任’，于是就把积极因素绕开了。”

    王蒙还表示“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他说：

    “在形象思维的曲折道路上，任何一个岔道都可以把你引入迷途。我必须好好地学习理论，学习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认识生活；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不仅‘统治阶级的利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情绪，都会对错误的、片面的认识起‘巩固’作用呢。”

    王蒙说了这些话，也许就是因为毛泽东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篇没有写好的作品”。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仿佛下了“结论”。

    至于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姚文元则给予“高度评价”，这将在后面写及这位在一九五七年升起的“政治新星”时，再详细述及。

    北京大学学生发出“是时候了”的呼喊：

    在大鸣大放中，大学生们也开始活跃。

    北京大学向来是中国政治神经最敏感的所在。由于北京大学党委号召大鸣大放，层层举行教师座谈会，也就促使大学生们加入了大鸣大放的行列。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沈泽宜和张元勋写出了题为《是时候了》的诗，一时间，在北京大学，在首都高校，迅速传诵开来：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写在纸上。

    ……为什么有人说集体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地交谈？

    对于北京大学来说，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是难忘的。这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学生们用大字报来鸣放。短短的三天内，大字报骤然增加到数百张之多。于是，学生们称之为“五·一九”运动。

    五月二十日，署名“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的题为《一株毒草》的大字报前，人头攒动。这张由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写的大字报，引起了普遍的注意：

    “一切都很好，只是千万不要发神经病，应该改一改那种听到一句不习惯的话，就本能地反对那种条件或无条件反射，要不我说西郊公园（引者注：指北京动物园）比北大对你更合适。”

    这位“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宣称：

    “我曾经痛苦的思考过，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的一切我能找到的经典着作，现在到底整理出一个眉目来。”

    他整理出什么“眉目”呢？那就是他写的长篇文章《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他要求北大党委“给我一间房子，让我把自己的作品展览一下”。

    他气度不凡，说起话来，口气不小：

    “我是从物理学本身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已经面临毁灭，一些着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紧接着，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注视着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视着我们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放松自己的战斗。”

    谭天荣在他的大字报结尾，高呼五个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社会主义民主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

    作为我的校友，谭天荣曾在一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