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初赠我近着《哥本哈根迷误》一书。虽说时光已飞逝三十多个春秋，他依然是那样以哲学的目光研究着物理学。

    他是湖南人，生于一九三五年。一九五七年，二十二岁的他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上四年级，共青团员。

    我参加过批斗他以及沈泽宜的大会。自然，他逃不脱被错划为“右派”的命运。

    此后，他“劳动”了二十二年。直至一九七九年，他才开始在湖南湘潭大学物理系任教。自一九八三年起开始在杂志上发表论文。一九八六年，他调往青岛工作，他致力于量子力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研究。

    如今，沈泽宜在浙江工作。笔者在一九九七年浙江的文学月刊《东海》上，读到沈泽宜的一组诗歌新作以及对于当今诗歌创作的见解《渴望生命》。

    在《渴望生命》一文中，沈泽宜还是保持着学生时代那种忧国忧民的思绪。他对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发出抨击之声：

    “诗正在被漂亮朋友们断送，在搔首弄姿、附庸高雅中走失悲剧精神，已被挤进角落仍试图保持它自诩清高的贵族身份……

    “悲剧精神的失落，痛感的失落，也就是诗歌生命的失落，是诗不再被读者认同的最深刻的原因。”

    他的九十年代的文章，依然响着一九五七年发出的《是时候了》的焦虑、忧伤、激愤的情感。

    在初版出版之后，笔者接到北京大学校友、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刘发清教授来信，提及应该补充刘奇弟。

    他说：

    “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之中，除谭天荣之外，第二号人物应是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刘奇弟。

    “刘奇弟是中国第一个贴大字报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大字报标题似乎是《为白毛女伸冤》）。他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冤死狱中。”

    刘发清教授当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三年级学生。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补为“右派”。接着，发配到甘肃农村劳改。“改正”后调回广东。他说，在新闻专业五四级近百名学生中，有十七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数学系五四级六十来名学生中，划了二十个“右派分子”。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中文系教工党支部书记乐黛云等，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总数多达五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