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而且对作品的内容也作了很多改动。

    对于《人民文学》的修改，王蒙是不满的。王蒙在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七年五月召开的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谈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深深感到，对于某些报刊说来稿子给编辑部以前，你是主动的，稿子给了他，你就只有任人摆布的份儿，但是，哪个作者能为了保持主动地位而只写稿不投稿呢，所以总的来说，作者就没有什么主动了。

    “希望编辑同志处理稿子时多几分社会主义的同志态度，少几分商人气，江湖气。希望编者对作者平等看待，尽力克服店大压客或客大压店的现象。”①

    王蒙并不遮掩他的不满情绪，虽说他明白他只是“一个初学写作者”，原本“不敢和一些有成就的编辑同志争。”当他的小说《小豆儿》一九五五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被删去了三分之一，他还只是“小有不满”。这一回，他直言不讳了：

    “《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除了文字细节上的一些更动以外，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么一个考虑出发的：使作品的意思更明确些。……

    “原稿为什么有许多‘不明确’呢？一方面，是由于艺术表现方面的缺少经验，有一些含混、罗嗦的文字。这些经编者删改以后，作品更精炼、完整些；一方面，却是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一些模糊、矛盾的。这方面的修改，使作品的不健康情绪更加‘明确’了，是有某些不恰当的地方的。”②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发表，就引起文坛的注意。作品中的“不健康情绪”引起了争议。李长之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号《文艺学习》上发表《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希凡则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九日《文汇报》上也发表了一篇《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大约正是这些争论，使毛泽东注意起王蒙，注意起《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毛泽东对李希凡的评论不以为然，虽说他在一九五四年曾热烈地支持过这个“小人物”对于专家俞平伯的批判。所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那次谈话中，在谈完王蒙之后，就这样谈及了李希凡：

    “李希凡这个人开始写的东西是好的，后来写的几篇也没有什么特色了，应该让他生活在实践中，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扳起面孔了。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此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毛泽东在致诗人袁水拍的信中，又一次谈及李希凡：

    “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争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而毛泽东的注意益发使这篇小说为文坛瞩目。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光明日报》特地综合报导了对于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情况。

    同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王蒙的文章《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蒙写道：

    “最近一个时期，我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了争论，受到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大多数都提出了正确、有益的意见，教育了作者。我深深体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作品需要批评，就像花木需要阳光雨露似的；我体会到党和同志们对于创作的亲切关怀，严格要求，与热忱保护，我要向帮助自己免于走上歧路的前辈和朋友表示同志的谢意。”

    王蒙作了自我批评：

    “作者根本没有用心想一想写出积极因素的问题，他觉得小说篇幅有限，各有分工，这一篇就分工写缺点吧！至于会产生什么效果，没有考虑。作者还隐约感到，如果一写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