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直述己见。

    就在他向中央财经小组坦荡陈述上面这些意见后不长时间，发生了一件更加令人震动的事情。那是在1959年过年时，毛泽东主席请几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吃饭。陈云在席间提出：“1959年钢指标的问题，我倾向降到1600万吨。”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一句话如雷霆万钧，使人振聋发聩。从此，计划指标的问题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紧紧联系到一起。具体的经济指标变成了严重的重大政治问题，不仅不能再议论指标的高低，而且预示了一场风暴已经开始酝酿和形成。形势变得严峻起来了。

    1959年1月18日左右，李富春向贾拓夫讲了这件事。贾拓夫立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心情变得格外沉重。

    随后的1959年1月底至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即北京会议）。基本的调子还是指标涨而不降，只有少数人，如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在会上讲了困难，还提到：“看来搞经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时的空气，就是把不同的意见和指标问题与修改总路线的政治问题联到了一起。毛泽东在会上说：“完不成指标也不要如丧考妣。”当然，也就不能再议指标如何，陈云在会上也不再讲指标需要降低的意见，只是对以前作了检讨。1964年9月，毛主席说过：“有时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1959年1月，我建议开会，这是陈云跟我谈了一次话的影响。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指标）仍然不动。我的意思是降低指标。我希望陈云出来讲几句话，谁料他讲的是自我批评。”这虽然表示毛主席后来对此也不无遗憾，但当时的那种气氛如此严肃，人们主观上又是想把经济搞得更快一些，所以也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下走。同时，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只能象贾拓夫所讲的那样：最后经过实践来考验吧！

    当然，问题严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具体的矛盾又是客观存在。经济活动还要进行，工作需要照常做。所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会议结束后，又把有关的负责人找回去，谈了一些话，指出不能逃避矛盾，要钻进去，充分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这时，贾拓夫的处境和思想也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他希望自己避免犯政治上的错误，但又不能甩掉对实际工作中具体存在问题的担忧。他意识到自己处在首当其冲的境地，但又不能摆脱肩负的责任。在两难的处境下，他还是在尽力地摸索前行。

    北京会议后，国家计委党组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毛泽东的讲话之后，贾拓夫作了个发言，从中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情。他说：

    “1959年计划定下来了（指武昌会议之后调整上报的方案），这是计委提出的。提出之前，计委内部思想状况确有点混乱。内部讨论是必要的，问题是提出来之后，怎么样来掌握。这一段时期，我要负责，政治挂帅，没有负起来。这一段混乱不能责备局里，主要是我的责任。”

    “我的基本思想是武昌会议回来之后，听到各部回来后的反映和各方面的反映，加上武昌会议讲到比例关系要调整，指标要落实可靠，我在那个时期确实对2000万吨发生怀疑。所以在书记处我说了一下2000万吨期成，1800万吨必成。想到化工、交通、电力等方面的困难，应该总起来考虑。集中反映了我不是对2000万吨钢指标坚持不动摇，而是在2000万吨和1800万吨之间动摇的。没有考虑到这样会发生消极作用。基本的问题是怎样看待困难。摆问题，摆困难的目的性，不是别的，而是怎样保证实现2000万吨钢的方案，我在当时却因此而得出结论：2000万吨不行。特别是在部长会议上讲的。会脱离总路线，这对我是很大的警惕。我有些旧病复发，脑子里考虑经济多，政治没有挂帅。这一段计划收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