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即使如此，还是积极的，还有紧张。如果有问题的话，还是要再落实。

    他在继续谈到工作具体化，计划安排的做法，基本建设仍存在的投资下降，要抓市场安排共10个问题的看法后，说：“现在的计划安排有些困难，还需要继续去摸索，很好地来调整安排。究竟这样行不行？还要过几关。要同各部、各地方再商量，经过那几个考验，最后还要经过实践的考验。”

    他还非常有针对性地讲过如下的意见：

    “武昌会议定钢产量2000万吨之后，印象最深刻的，一是全国一盘棋；二是以钢为纲；三是留有余地；四是搞平均先进定额，五是毛主席几次讲到的计划要有根据，根据要落实。”

    “回来以后，摸清了一下计划根据怎么样？一算，根据不够。按武昌会议精神，1959年计划是得费些工夫好好摸一摸，算一算。1958年大跃进，成绩是伟大的，但要做具体分析，有不少新问题。我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很多胡思乱想。我和几个同志谈过：1958年大跃进，总的是好的，但也有某些方面是可以注意的。所以说可以从不好的方面着想一下。例如工业速度是否增加得过高了？新增劳动力三分之二，原有的只有三分之一，是否过多了？1959年的速度可以增加50%，但如果1958年农业没有那么多，要下来，那轻工业势必就会减少。现在是要搞实在了，的确不那么容易。到底怎么样？还要研究。”

    “以钢为纲。1958年达1100万吨是很大的成绩。能够拿出来做钢材的好钢800万吨，比1957年增加了50%，270万吨，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农业方面，假定粮食没有7000亿斤，有5000亿斤也是了不起的，比1957年增加50%。问题是要把数字搞实际。如果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至少轻工业产品指标就不能按1958年粮食7000亿斤来安排。

    “假定1959年钢产量是2000万吨好钢，那就是再增加4个270万吨，比1958年再增加一倍半。2000万吨究竟怎么样？铁的问题，联系到矿山，究竟怎么样？轧钢、设备到底怎么样？现有的潜力发挥能有多少？这是钢的两头的问题。洗煤、钢铁产量的指标，有30%以上要靠新增能力，那设备能力至少要增加一倍。到底在什么条件下面？搞多少才是可靠？”

    “1956年到1957年指标上下不大，可是1958年到1959年指标一上一下很大，这是应当注意的。”

    “有计划按比例是有必然性的，我们对此认识还不够。”

    “现在怎么办？办法：一是要把问题展开，把资料搞确实一点。在此基础上再好好分析。二是可以设想几个方案，从中找出比较适当的‘地点’。”

    虽然，贾拓夫是从安排1959年计划的具体实际出发，分析问题，研究办法，提出建议。但是，他已经是在中央主管这一层次上，触到了实质性问题，已不仅仅是对武昌会议定的具体指标的“动摇”和“怀疑”，而是从计划指标的数字、发展速度，触到了大跃进的总体指导思想方面。也可以说，他已经进入危险的“雷区”。他自己在会上也说：“现在下这个决心，责任确实很大，心情十分沉重！办法还是要请大家来考虑。”他当时究竟怎么想的呢？现在人们已无从探究。但是，毛泽东说过他“头颅不长角”的那样形象，似乎已不复存在。这时，也就是1958年12月份和1959年1月份的时间里，他不仅“头上长出了角”，而且颇有棱角和锋芒了。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已不仅身入“雷区”，而且危险也越来越严重。看起来，他已经把个人的荣辱进退置之度外。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不能指责他缺乏政治经验，过于“呆板”和“认死理”，反倒要钦佩他能保持独立见解，勇敢地正视问题，敢于仗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