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她自己生存的全部细节。我不是我自己了，那时他们都这样说。像盐酸滴在照片上所造成的空白，她无论如何记不起他的脸。

    什么也听不见——但就在这时，一阵穿堂风吹到她脸上。那是从地窖来的；有什么人选择了这一时刻离开，开了门或窗。

    事情就是这样——不管写信的人是活还是死，他送来了威胁。杜太太不能老跪着，背对空屋子，她从箱子边站起，坐在一个直背椅上，这椅子坚定地靠着墙。旧卧室弃置了。她婚后的伦敦的家整个气氛就像一个有裂缝的杯子，使回忆连同它安抚的力量或蒸发或漏掉了。这一切形成了一种危机——而就在这关口，写信人有见识地给她当头一棒。在这个傍晚，这座房屋的空虚把许多年来的笑语喧哗、习惯、脚步全勾销了。透过关闭的窗户，她只听到周围房顶上的雨声，为了振作起来，她说自己在闹情绪——闭上眼睛两三秒钟告诉自己那信不过是幻想，可是睁眼一看，它就在床上。

    她起身走过去，锁上了门。

    楼梯的窗户钉住了，门厅里没有光。她只能看见一扇门半开着，便快步走过去，打开屋里的百叶窗。这位毫无想象力的太太看着周围，她看到的一切，以前长期生活的痕迹，使她感到困惑更多于熟悉。黄烟熏染了白色的大理石壁炉架，写字台顶上有花瓶留下的圈痕。壁纸上的伤，是猛然开门时磁门柄碰出来的。钢琴已经送走保存，镶木地板上留下了爪子似的痕迹。虽然没有多少灰土渗进来，每件家具上都罩着尘埃的薄膜；而且只有烟囱通风，整个客厅里有一种不生火的炉膛的气味。杜太太把纸包放在写字台上，离开这房间上楼去；她需要的东西在卧室的箱子里。

    “我不懂？”

    问题是得出去，飞吗？不，不行。她得赶火车。她是家庭生活中可靠的支柱，不愿意没有拿到要拿的东西就回到乡下，回到丈夫、儿子和姐姐身边去。她又在箱子里捡东西了，捡得很快，胡乱一塞，又很坚决地扎好几个包裹。这样，连同原先买的东西，就拿不了了。这就是说需要出租车。一想到出租车，她的心轻松起来，恢复了正常呼吸。我现在就打电话叫车，车不会很快来，听见马达响，我再平静地下楼，穿过前厅。我要打电话——可是不行，电话线路早掐断了。她拽着电线的结头，那是她错系上的。

    亲爱的凯瑟琳：

    她先以为——那么一定是管房子的人回来了。不管怎样，看见房子关闭了，谁会把信投入信箱？又不是一般的通知或账单。可是一切通过邮局寄给她的东西都转到乡下地址了。管房人（就算他回来了）并不知道她定好今天到伦敦——来这里是打算好不让他知道的——这信这么搁着就显出他的疏忽了，让它在昏暗和尘土中等着，使她不安。她不安地拿起信，信上没有贴邮票。但是它不会是什么重要的信，否则他们会知道……她拿着信快步上楼，直到走进从前的卧室，放进亮光来，都没有看信一眼。这房间下面是花园，还可以看见别人家的花园。参差的云块低垂，遮住了阳光，树木和长荒了的草坪似乎已经罩上了暮色。一种因为有人轻视她的习惯而被侵扰了的感觉使她不愿再看那信。不过，在下雨前的紧张气氛里，她读了。那信不过几行。

    “你要走得那么远。”

    杜太太看写信的日子，是今天。她把信扔在弹簧床垫上，一会儿又拿起来看——她的嘴唇在残留的唇膏下变白了。她觉得自己脸色大变，就走到镜子前擦出一块地方，紧张而又遮遮掩掩地照。镜中人是一位四十四岁的妇女，在随便拉下来的帽檐之下，眼睛直瞪瞪的。她独自喝过茶离开铺子后就没有搽粉。丈夫送的结婚礼物——珍珠项链，松松地挂在她现在细瘦了些的颈项上，滑进了粉红的v字领羊毛衫，那是去年秋天围坐在炉火旁时，她姐姐织的。杜太太平常有一种遏制着烦恼的表情，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