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和你在一起。”他说，“早晚而已。你不用做什么，只要等待。”

    “你不用懂，”他说，“你会懂的。你知道我们说过的话。”

    雨停了，人行道朦胧地闪亮，杜太太从自己家前门蹭到空荡荡的街上。空屋的炸坏的门面迎着她的目光。她努力不往后看，向前走上大街去找出租车。真的，真太静了——这个夏天，战争的灾难使得伦敦偏僻的街道更加寂静——静到另有一点脚步声也不会听不见，她走到有人居住的广场时，才意识到自己不寻常的步伐，调整了它。广场另一端，两部公共汽车冷淡地对面开过。有人漫步街头，还有妇女，骑自行车的，一个人推着一辆有信号灯的小车，这里又是生活的普通潮流了。广场上人最多的一角应该是——过去是——短短的一排出租车。这晚上只有一辆车。虽然无表情的车尾向着她，但却似乎已在警觉地等候。她气喘吁吁地从后面去开车门。那司机头也不回，已经在发动引擎了。她上车时，钟敲七点。车子对着大街，回到她的房屋该转弯，她坐好了，车转弯了。她很惊异它怎么知道该怎么走，忽然想起她还没有说上哪儿。她探身去抓抓司机和她之间的玻璃板。

    叫那确实存在的司机和她一起在房间里来来去去拿包裹。关于出租车司机的想法使她有了决心和勇气，她开了门锁，走到楼梯上，倾听下面的动静。

    那信怎样进来的神秘一面她不肯想。在伦敦，有谁知道她打算今天来到这座房屋？无论如何，明明是有人知道了。就算是管房人回来了，也没有理由料到她来；他会把信装在口袋里，按部就班地去投邮。也没有别的迹象显示管房人来过了——但是，如果不是管房人来过呢？放在一座空屋门口的信不会飞，也不会走上厅里的桌子的。这信不会坐在空桌的灰尘中，那神气似乎确信一定能遇到收信人。这需要人的手——可是只有管房人有钥匙。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愿去想，没有钥匙也能走进屋子。很可能现在这儿不只她一个人，楼下也许有人在等她。等待——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安排好的时刻”。至少那不是六点钟，六点钟已敲过了。

    办？他走了。”

    她像照镜子时一样猛然扭过脸，走到箱子前，开了锁，掀开箱盖，跪下来找东西。雨开始哗哗地下了，她忍不住回头去看光秃秃的床，上面就放着那信。在雨的帘幕后面，仍然伫立着的教堂钟敲六下。她数着缓慢的钟声，很快地愈来愈害怕。“安排好的时刻——我的上帝，”她说，“什么时刻？——我该怎样——？在过了二十五年以后——”

    逃走吧……他从来对我都不好，不是真的好。我不记得他好过，一点儿没有。母亲说他从不关心我。他就是一心要得到我，那就是他的感情，不是爱情。不是爱情，不想让别人好过。他做了些什么，让我做出那样的允诺？我不记得——但是她发现她是记得的。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远。”

    在伦敦逗留了一天，杜路沃太太要离开了。她到自己的关闭了的房子去找些要带走的东西。有些是她自己的，有些是她家人的，他们现在都习惯乡村生活了。那时八月将尽，整天热气蒸腾，不时有阵雨。她去时，路下边的树在湿润的、黄色的午后斜阳里闪着光。在一块块灰云堆积的背景上，断残的烟囱、胸墙很显眼。在她一度很熟悉的街道上，像是在任何一个没有用过的沟渠里一样，淤积了一种陌生的奇怪的感觉。一只猫在栏杆里钻来钻去。但是没有人看见她回来。她用手臂夹好带着的纸包，在那不顺当的锁里用力转动着钥匙，然后用膝盖一顶变歪的门。她走进去时，一股窒闷的空气扑面而来。

    她记得，准确得可怕地记得，以致之后的二十五年都烟消云散了；以致她直觉地寻找钮扣留在手掌上的印痕。她不只记得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还记得在八月的那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