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都已到齐，站过班等候分班行礼，谁知李莲英传懿旨：无须进见，各自散去。当然醇王因为还要进膳，是不能走的。

    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便于单独召见醇王，见面先将盛昱的奏折交了下来，同时说道：“你看看，该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戴罪图功’？”

    醇王接折在手，匆匆看完，内心起伏激动，讷讷然答道：“盛昱的话，正是臣心里的话，‘我皇太后皇上付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别的不说，只说法国好了。天津教案到如今十四年了！当时大家能够知耻发奋，整顿军备，培养人才，到如今又何致于要用唐炯、徐延旭、黄桂兰这些废物，又何致于张树声要派兵到顺化，竟因没有铁甲轮船不敢到越南海面？以往如此，将来亦好不到那里去。年富力强的时候，不能为朝廷出力，年纪大了，更没有指望。皇太后如天之德，要责成他们‘戴罪图功’，以臣看来，实在很难。”

    “嗯！”慈禧太后在心中考量，有句话要问出来，关系极重，得要仔细想一想，所以这样说道：“你好好去琢磨琢磨。

    这个折子我先留下。”

    “是！”

    “明儿一早你递牌子。”

    这表示下一天还要召见，进一步再作计议。醇王等伺候慈禧太后传膳已毕，起驾还宫，赶回伞子胡同的新居适园，吩咐下人：“马上请孙大人来！”

    “孙大人”是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京朝大员中，跟醇王亲近是出了名的。孙毓汶因为咸丰末年在山东济宁原籍办理团练，抗捐经费为僧王所劾，革职充军，恭王为此深恶痛绝。后来虽以报效军饷，开复原官，却始终不甚得意，直到光绪四年丁忧服满进京，方始迁詹事、升阁学、转侍郎。这自然是醇王的力量，他本人亦并不讳言，只表示“非杨即墨”，既然恭王对他“有成见”，那么亲近醇王也是很自然的事。

    其实，他是看准了醇王的“太上皇”的身分，必有一天发生作用，所以刻意奉承。而预期的这一天，毕竟到了！“王爷，”他说，“上头的意思不就很明白吗？这个折子单单只给王爷一个人看，就是只打算听王爷一个人的话。”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我的情形跟‘那面’不同。”醇王说的“那面”是指恭王。

    醇王自从次子入承大统，非分的尊荣为他带来至深的警惕，自分闲废终身，曾上疏自陈心迹：“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而清议言路，懔于明世宗“大礼议”的教训，深恐醇王将来会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干政，纷纷建言裁抑，十年以来，仿佛已与实际政务绝缘。如今虽静极思动，但要想如恭王一般以亲贵领军机，却决不可能，这就是与“那面不一样”的地方。

    孙毓汶当然知道这层道理，但他另有一套说法：“朝廷少不得王爷，成宪亦未见得不能变更，只有找几个肯听话的人，一样能大展王爷的怀抱。嘉谟鸿猷，有益于国，为天下共见共闻，三、五年以后，水到渠成，谁曰不宜？”

    这番话听来暧昧，其实不难明白。他是劝醇王用一般傀儡，自己在幕后牵线，隐操政柄。三、五年以后，皇帝亲政，大权在握，要请本生父执政，则亦无非就已成之局，化暗为明而已。

    想到深处，醇王怦怦心动，他始终认为民气可用，而选将、练兵、筹饷如能切实整顿，成效自见，大可跟洋人见个高下。只为恭王过于懦弱，谁都知道他没有跟外敌周旋的决心。既然如此，整顿军备，毫无用处，自然因循观望。倘或换一个发扬踔厉的局面，人心一变，鼓舞向上，那时候大申天讨，倒要让大家看看，到底谁行谁不行？

    想得极美，但做起来不容易，“谁是肯乖乖听话的？”他说：“只怕连贵同年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