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文学的最初构成，除了“五四”一代老作家们对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恢复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力量便是“归来者的反思”.本章所讨论的“归来者”是有特定所指的，它主要是指50年代开始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他们有着差不多相似的经历：一般出生在30年代，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了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具有一定的“革命资历”，这使他们年轻的履历变得十分耀眼，曾经是踌躇满志的一代文学新人。由于他们身上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承受的历史负担，因而50年代初期文艺界频繁的思想斗争并没有给他们的精神投下多大的阴影，相反，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艺方针鼓舞下，他们以文坛上的新一代主人的身份和热情，携着他们对现实积极干预的处女作走上了文坛，他们当中包括刘宾雁、王蒙、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白桦、张贤亮、高晓声、方之、陆文夫、李国文、丛维熙等等。但在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斗争”风暴中，他们的热情和思想锋芒受到了残酷的摧折，他们的作品都受到了严厉批判，作者本人则被打入社会的底层，他们当中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发配到穷困偏远的地区，有的在车间工矿，从事着艰苦的甚至是非人的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磨难，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197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为1957年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使这批作者终于恢复了政治权利，50年代遭到批判的作品重新被肯定。1979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批作家的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这便成为他们重返文坛的标志，“重放的鲜花”于是成为这一代作家在文坛上的共同标识。

    这些重新获得创作机会的作家们，依凭着特有的群体优势，自然而然地成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文学创作的主力。与上一代和年轻一代的作家相比，他们有着特有的优势：二十多年的底层生活不仅仅是无法摆脱的个人梦魇，而且，这一段经历不仅使他们对中国的现实有了切身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个人生活的阅历和体验；与那些步入老年的上一代作家相比，复出后的他们一般正是五十岁上下的年龄，这正是他们一生创作经历中的黄金岁月；与知青一代相比，他们在50年代已有的创作经验虽不丰厚，但足以在“文革”后文学的荒原废墟上显露头角，至少免去了如知青一代作家的初期摸索过程；积压二十多年的情感与思想终于有了展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个人命运和生活体验本身为认识现实、反思历史提供了这一代人所特有的理念，他们在50年代已经确立了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应的个人和社会理想，尽管之后二十多年的遭遇也曾使他们对这种理想发生过怀疑和破灭，但苦尽甘来的平反昭雪反而加深了这种信念和理想，更坚定了他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理性主义态度。这种理性主义态度，对他们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批“归来者”作家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复活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他们大多数人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主流一样，心系国家民族的未来，自觉地充当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他们敢于以执政者的诤友身份为民请命，揭发社会弊病，并将这种战斗精神与“五四”知识分子传统联系起来。他们自觉认定：我国文学有一条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五四”传统和鲁迅的道路，那就是同劳苦大众血肉相连，倾听群众的呼声，走在时代的前列和敏锐地感受生活的需要，探索真理，以极大的革命热忱投身于火热的战斗。这就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现实战斗精神的传统。高晓声在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念时曾形象地说：“跌倒了站起来，打散了聚拢来，受伤的不顾疼痛，死了灵魂不散，生生死死，都要为人民做点事，这就是作家们的信念。”1 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