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无法弥补的心灵“伤痕”，伴随着“已逝的青春”的感伤，给他们的创作笼上了一层阴郁和绝望的色调，同时也使他们磨练出了对于现实的异常敏感。除了卢新华的以外，这类小说还有郑义的、孔捷生的《在小赣那边》、阿蔷的、曹冠龙的《锁》、、《火》三部曲等。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首先体现在对文革的批判及揭露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上，在艺术上则都采用了能明确剖析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手法，如写少女王晓华受到文革思潮的蒙蔽，与被打倒的母亲决裂，最终才发现永远也无法再抹去被戳在心上的“伤痕”；又如真实再现了文革中血腥的武斗场面，但更为震撼人心的还在于其中通过卢丹枫、李红钢这对青年恋人由于派系不同而不得不置对方于死地的近于怪诞的悲剧，揭示出了时代本身的残忍的欺骗性。正是由这些富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批判精神的青年作家的创作，开拓了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的现实主义倾向，而在文革后文学最初的繁荣局面中，为数最多也反响最大的就是对社会问题不断深入开掘下去的、暴露文革和极左路线的罪恶性的“伤痕文学”. 特别是在1979年又出现了一些更有针对性的作品，作家的阵容也不限于知青，如白桦、彭宁的电影剧本《苦恋》、王靖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李克威的电影剧本《女贼》、沙叶新等的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刘克的中篇小说、徐明旭的中篇小说《调动》等。其中和《在社会的档案里》都十分大胆而尖锐地把批判锋芒指向了深藏于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尽管两部作品都有意把悲剧的背景设置在文革期间，但那种饱含在行文之中的激情与愤懑还是会很明显地促使人以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社会现实中的各种问题。《苦恋》则以诗意的笔法真实展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同样也对社会体制的弊病提出了泣血的追问。这些作品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引起争论甚至批判是必然的，但它们显然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激活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干预现实的批判精神。当时的作家们胸中涌动着知识分子新生的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与自信，他们在揭露社会弊病的同时，把希望寄托于批判的社会效果，在这种希望之中正滋生着已经消失了近三十年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

    70年代末中国文学的另外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是“朦胧诗”的崛起5.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文革”期间知青诗人食指和“白洋淀诗派”的创作，当北岛、芒克等自办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7 月共出九期6 ）创刊以后，这一具有全新的审美精神的诗歌倾向在诗坛上开始发生重大影响。但“朦胧诗”并不是一个具有一致性的诗歌群体，7 后来通常所说的“朦胧”诗人包括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芒克、多多、梁小斌等，他们的作品确实较多地运用了隐喻和象征的手法，而这种诗艺上的探索与诗人怀疑和反抗的精神取向是合而为一的，其中真正孕育了中国诗歌的现代主义。而在文革后的时代背景下来看“朦胧诗”，可以发现它们在对现实的批判性上正应合了“伤痕文学”，充满了一种把个人与民族的使命紧紧相连的理想主义，并且有着明显的自主性的自我意识和探索精神。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北岛的，诗人以愤怒的情绪来反叛现实世界中的既定秩序：“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同时他以一种强烈的主体精神向世界发出挑战，诗行之中填满了激情的色彩，由此展露出来的精英意识无疑是达到了当时文学中最高昂的顶点。

    但是正如上文中所说的，文革后文学中政治权力与文学精神互为声援的局面只维持了很短暂的一个阶段。当“五四”新文学传统得到复苏、文学创作中渐渐滋生出了批判性的现实战斗精神和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时，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