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投向社会上与人民群众的意愿所不相容的阴暗面。可以说文革后文学是以批判文革、揭露社会弊病的“伤痕文学”作为其开端的，这正是“五四”新文学现实战斗精神再度高扬的标志。4 这种回归首先在从“五四”走来的一批老作家的创作中有着自觉的表现。巴金是杰出的代表，他自1978年底开始写作融回忆、思考、议论为一炉的散文著作《随想录》，历时八年才完成，从自身经历出发来反省“文革”，并由此展示出整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在50年代以后历次运动中被屡屡摧残直到消灭的遭遇，书中更为深刻的地方还表现在巴金通过真诚的忏悔，暴露了“五四”传统被毁之后，知识分子丧失了自主性而成为“精神奴隶”，甚至堕落成专制体制的“帮凶”的悲剧命运。巴金在《随想录》中痛心疾首地呼唤着“五四”精神的真正回归，并且以这部著作的写作，实践了这一回归的努力。例如他在行文中始终贯彻着对现实问题的敏感与批判，如对死难的“五四”一代作家的追怀，对创作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呼吁，对存留在当代社会形态中的封建意识的不留情面的揭露等等，可以说“五四”新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和个性解放传统在《随想录》中都得到了复活。在巴金的影响之下，一大批老作家都自觉地投入了对文革历史的严肃反思，冰心、萧乾、王西彦和柯灵的散文著作，成为一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精神性文献。“五四”传统下不同文学风格的老作家也都以自身的创作个性来揭露文革，为时代留下见证。杨绛的《干校六记》以平和稳健的纪实风格，描写了钱钟书夫妇在文革时下放五七干校的真实情景；孙犁以《芸斋小说》为总题创作了自传体作品，以老年人的心情回顾文革时代的种种生活细节，对人心的卑劣与异化作出善意的讽刺。杨绛和孙犁都不是怒目金刚式的作家，他们以婉约、讽世的态度，更为本色地建筑起个人心灵深处的“文革博物馆”. 随着大批在50年代被各种运动打倒的作家陆续得到平反，这时候还出现了被称作为“归来的诗人”的创作群体，包括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遭受打击的“七月派”诗人胡风、曾卓、绿原、牛汉、彭燕郊等，因艺术观念的分歧而被迫离开诗坛的“中国新诗派”诗人杜运 y、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杭约赫、袁可嘉，以及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艾青、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等等。这些老诗人重返诗坛后，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对“五四”精神的自觉承续，一方面继续保持了原有的创作个性，另一方面他们以或激情或冷峻的方式，对几十年来的社会历史悲剧给予了深刻的批判，揭露出刻写在个人及民族精神上的巨大创伤。艾青的创作尤其在文坛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从1978年起重新发表诗歌，久被压抑的诗情澎湃高涨，在此后不到五年时间里，写下了上百首激情饱满的新作。如写于“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后第二天的长诗《在浪尖上》，正面歌颂了“四。五运动”的英雄，又如哲理性的长诗《光的赞歌》以颂诗的宏大气魄写出了对任何形态的专制社会的诅咒，以及对文明和“为真理而斗争”的自由精神的歌颂，再如广为传诵的《鱼化石》，以隐喻的方式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心灵悲剧，诗中通过对鱼化石“失去了自由，/ 被埋进了灰尘”，“连叹息也没有，/ 鳞和鳍都完整，/ 却不能动弹”的状态描绘，生动地传达出一代有着自由思想和崇高信仰的受难者在被禁锢中的窒息感，使“鱼化石”这一形象成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灵创伤的象征。

    使“伤痕文学”得以命名的小说则代表了更为年轻的“知青”一代人的写作。“知青”是指文革中的下乡的知识青年，即文革时期大批中学生毕业后被直接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他们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经历了理想与信仰的失落，内心深处对整个时代存有着巨大的怀疑，而当文革结束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