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三家村札记）等篇。其中讽刺那种只有一个鸡蛋就妄想发财致富的人，“统统用空想代替现实”，其“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依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13；《伟大的空话》讽刺那种喜用许多大字眼，“说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的“伟大的空话”14. 在当时“大跃进”刚过去不久的情况下，文章的针对性是很明显的，其讽刺在今天看来也很尖锐而且有实际意义。他对当时的下情不能上达、互相推诿、不肯负责做实际的事情而只擅长权力争斗的官僚主义也作了讽喻，《燕山夜话》中的《陈绛和王耿的案件》，借历史故事来说明事件的“扩大化”与“复杂化”源于“吏治腐败”与行政的“尾大不掉”，这对现实中“用人行政方面的许多弊病”也是一个有力的鉴诫。除过这种讽刺外，邓拓还有一些正面的主张，都是很有见地的意见。如《燕山夜话》中的《堵塞不如开导》与《批判正解》，前者认为堵塞事物发展的道路是错误的，必然会失败，而应该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后文则主张：“不论是思想批判、学术批判等等，决不是以‘打击’或‘否定’一切为目的的；而是为了去粗取斧，去伪存真，更好地接受遗产，发展文化”15. 在50年代一系列运动的冲击之下，百家争鸣变为一家独唱，而“扣帽子”式的批判风行一时，邓拓的这些观点是很有见地的。邓拓是实实在在地主张一种脚踏实地的作风，例如他对“王道”与“霸道”作了一种颇有现实针对性的解释：“所谓王道……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唬唬的凭主管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16这种态度在他身上是彻底的，在1965年底批判《海瑞罢官》的气氛已经很紧张的情况下，他还在一个座谈会上号召大学生“不要扣帽子，要摆事实讲道理，力求创造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改变过去讨论中的紧张气氛……”17邓拓大概想不到，他在杂文和讲话中的这些颇具建设性的意见，在不久后爆发的文革中被当成“有指挥、有计划”地发动向党进攻的罪证，他和他“三家村”中的朋友们将成为文革开始后的首批打倒对象，而且迅速扩大为震荡全国的残酷的文字狱。

    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反思邓拓等人的悲剧，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现实的建设性的讽喻之所以不能见容，与当时的党内决策者没有能够及时完成从战时文化心态向和平时期的建设心态的顺利过渡有关。邓拓等人的批评性意见虽然在本质上没有企图否定当时的权威，但却被最高决策者以战时敌我“二元对立”的文化心态来错误理解，将他们善意的劝谏当作“敌人”有组织的进攻，所以必须给以毁灭性的打击。悖谬的是，虽然邓拓本人不一定很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现实讽喻，所针对的其实正是这种战时文化心态在和平时期的畸形扩张：如他的批判所针对的大跃进前后流行的“浮逛风”与各种各样的批判运动中所采取的不容对手置辩的霸道作风，正是战时文化心态的延伸——前者采取了一种战时的急功近利的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后者则延续了“你死我活”的敌我“二元对立”的战时心态。他的讽喻其实目的正在于促进领导阶层从这种浮逛、畸形的战时心态转变为务实、建设的和平心态。他大概想不到这种意见也会被以战时心态的方式来理解，从而将自己逼上绝境。

    但邓拓即使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大概仍然会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道路。他的政治家兼文人的本色在这种绝境里得到清楚的表现，他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他“无法割断与现实的联系，无法改变一个政治家参与现实的本能要求”，他的书生气质也使他不能曲与逶迤，指陈时弊时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即使说话的空间已经很小，他仍然要以讽喻的态度进行劝谏。现实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