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以渊博的知识说古道今，有些颇能抓住时代的弊端，如对当时以大批判开路的时代风气以及吹牛皮、说大话的浮逛风等都有所针砭。“三家村”的风格各有特点，邓拓的文章有强烈的针对性与批判性，吴晗的文章带着学者气与书卷气，廖沫沙的文章则显得平和亲切。他们的杂文在一派颂歌声中多少显得有些不合群，所以，在1962年9 月以后，专栏已经无法存在下去。文革发生，“三家村”首当其冲，姚文元在《评“三家村”》中恶毒地称之为“继《海瑞罢官》之后有步骤、有组织地向党继续进攻”的黑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巢穴，内藏毒蛇，必须彻底弄清它、捣毁它！”5 由此他们受到严酷迫害：邓拓含冤自尽，吴晗全家被迫害致死，只有廖沫沙在受尽残酷迫害后，等到了文革后的平反昭雪。

    要在60年代前半期的公开读物中寻求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似乎很困难，但在我们引入了“潜在写作”的文学史概念之后，这种传统的文学史图像就被打破。80年代发表的一些作家的书信与札记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仍然是多层面的，“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在受到冲击之后并没有自行消失，而是从公开出版的报纸、刊物、书籍等领域转到了处于边缘、民间乃至地下的私人领域，以书信、札记、日记等私人话语的形式存在，可是对估量一个时代的精神成果与艺术成就来说，正是这些私人性的东西而非公开发表的东西真实地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创造与思考的高度。这方面的作品有、《顾准日记》、张中晓的等等。私人写作大体上与时代共名保持了一定距离，并对之进行分析、解剖与批判。收录了傅雷夫妇1954──1965年写给傅聪兄弟的家书（绝大部分是傅雷写给傅聪的信），在信中他教育儿子要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生活与艺术，要锻炼自己的人格，其对待艺术的严肃认真精神与当时浮逛的轻视艺术自身规律的态度迥然不同。《顾准日记》中文革前部分，真切地记录了“大饥荒”中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知识分子被“改造”的心态及其对“大跃进”等神话的思考，与当时颂歌体的作品相比之下，真伪立判。张中晓的记录了他在作为胡风案重要成员受审之后，在家乡养病期间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宗教著作的基础上对时代、历史、民族文化、民族个性、人性、良知等命题所作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之中，个人遭遇成了反思时代神话与民族历史的重要背景，因而其思想与感性就有了一种血肉相联的痛切感与深度。这些个人写作，当时都不是为了供公众阅读的，其作者“都命运坎坷、并不是为了立言传世而著书立说，只是由于不泯的良知而写作”，但在今天，他们被公开之后，却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文化的另一面，使之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与深度，并使得我们通常对那个时代的文学容易产生的浅薄、轻浮的印象发生改变──可以说，这就是这些个人话语不可替代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