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安门写下誓语，/ 我在那儿也举起手来：/洪水淹没了孤寂的岛屿”，“但这回，我却害怕：/‘希望’是不是骗我？/ 我怎能把一切抛下？/ 要是把‘我’也失掉了，/ 哪儿去找温暖的家？”带着这种矛盾与惶惑，诗人自然与当时的争鸣运动有一定的距离，《九十九家争鸣记》就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对“百家争鸣”中的矛盾现象加以揭示和批评的讽刺诗，“我这一家虽然也有话说，/现在可患着虚心的病”，呼吁“在九十九家争鸣之外，/也该登一家不鸣的小卒”. 诗人郭小川则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战士”自许的郭小川，其五六十年代的创作总体上始终没有超出时代共名的范畴，他的组诗《致青年公民》与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齐名，也同样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典型体现。但与贺敬之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满足于传达时代的声音，完全取消自己的个人声音。虽然在理智上他并不怀疑个体对于历史潮流的服从和投入，但居于独特的体验和思考，他开始了对个人意识与历史潮流的复杂的离合现象的考察。抒情诗《致大海》、《望星空》和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与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即都是通过短暂的个人感情与历史洪流的矛盾、游离现象，表现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复杂性。不过，面对个人与外在时空的复杂对立和矛盾，作者主要表现的还是个人思想、性格和感情上的弱点，对个人的谴责或自我反省是诗人解决矛盾和对立的通常办法，这种内在矛盾几乎贯穿了郭小川的整个创作。这是诗学与政治、时代共名理念与个人人生感受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典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