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电信、石化与金融服务等）保持国家控制，而在农林等第一产业领域则希望完全私有化。这显然也是一种“回到共产党以前”的保守思维在作怪，因为战前匈牙利就是基础部门国家统制程度较高，农业却完全是私有的。但匈农业经过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中东欧最发达的出口型公司化农业，不同于没有搞过集体化的波兰、南斯拉夫，如今要全面恢复家庭农场是不太现实的。相反地，在基础部门一味强调保持国家控制，却是一种过于“保守”的想法。

    第四，在私有化管理体制上右派政府也显得三心二意。1990年该政府开始转轨时便设立了国有资产托管局（SPA），1992年又设立了“匈牙利国家控股公司”（hShC），这样匈便成了前东欧转轨国家中独一无二的设有两套产权改革管理机构的国家。两套机构职能分工不清，导致相互扯皮、冲突现象严重。尤其是hShC的职能本身就是矛盾的：它一方面被看作组织私有化工作的政府部门，另一方面却象个庞大的国企托拉斯，负责经营大约160个公司，其中100多个是前计划经济时代的重点企业，1992年立法将其划为“将长期保留部分或全部国有产权”的单位。于是正如匈私有化部门首席经济学家彼特.米哈里所言：成立该组织给人的印象是，划给它的这部分资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卷入私有化”。 [10]

    第五，这个时期由于拒绝捷克式的资产分配、外资的购买受阻、本国国民的购资能力又很弱，因此尽管说是“只卖不分”，但实际上已私有化资本的半数不是通过出售、而是通过破产清理来进行的。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资产流失。在舆论批评下，政府自1993年秋起明显放慢了这种“自由放任的”私有化，改而使企业在国家补贴下“勉为其难地维持”国有状态。当时有评论说：“如果与要么淹死、要么学会游泳的艰难选择相比，随波逐流可能更容易些”。 [11] 于是在右派政府后期，私有化进程出现了明显的停滞，企业售出案例由1993年的254例减至242例，私有化收入从13.11亿美元降至11.35亿美元，破产清理资产由14.01亿美元降至7.17亿美元。实际上，整个安托尔政府执政期间的几个私有化计划都执行得很糟。大私有化头一年上市的19个企业中，有18个的股票销售未按期完成，SPA在1990年9月第一个私有化计划中列入21个企业，但这些企业直到1995年SPA解散时私有化也未完成（其完成要到1996年，即在左派推进的加速私有化阶段中）。1991年第二个私有化计划又列入85个企业、350亿福林资产，但这个计划不久就无人再提，“悄悄地流产”了。

    截止1995年中，按P.米哈里的说法，匈牙利私有化计划所列入的大私有化资产160亿美元中，有一半（80亿）仍在国家手中，其余一半中，售出的与破产清理的各占50%，即各有40亿美元。而这个时期所谓已私有化的企业，大部分股票仍然是被全部或部分为国家所有的公司买下的。到了1993年以后，由于可以购买资产的国民资金濒于枯竭，国有资产出售的市场更加疲软，不仅卖出的案例减少、私有化收入下降，而且资产的成交价格也由于缺乏买者而下跌了。同时，已私有化的企业又多属匈经济中的非核心部门或曰“边缘部门”，因此有人认为：1990-1994年间匈牙利的私有化可以称为“边缘私有化”。“到目前为止，私有化尚未能动摇那旧的、苏联式的经济体制的支配地位”，“经济中的核心部分仍为国家所有”。 [12]

    四、左派政府的“休克补课”

    正如捷克的克劳斯右翼政府由于其福利政策被欧洲左派称赞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样，匈牙利这个剧变后东欧最“右”的政府因其“没有采纳‘大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