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葛佩琦曾经做过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一九三七年他在北大毕业，以后流亡到洛阳，一度参加共产党，不久被清除出党，就投奔了国民党反动头子胡宗南。由于他知道共产党的内幕，又积极地反共反人民，很得胡宗南的欢心，做官一帆风顺。抗战胜利后，又在东北任国民党中宣部东北新闻通讯处处长和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二组少将组长，在沈阳时，他曾经组织山东同乡会，自己担任主席。这时，更露骨地表现了他的反动言行。他以山东同乡会名义发过通电给他的主子蒋介石，请求讨伐鲁镇“共匪”，请求制止其他地区的“共匪”进驻山东，还给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打电报，要求限期肃请“奸匪”，以安桑梓。另外又给毛主席发过电报，内容是“停止赤化山东”。从这里反映了他的反动立场是多么明确。一直到今天，他的阶级立场并没有转变。

    哦，读了关于葛佩琦“丑恶历史”的报导，人们明白了，葛佩琦为什么会说出那番话来。这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树有根，水有源。”

    不过，历史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却发表了这样的报导：

    “葛佩琦曾经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学生会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长期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从事中共的地下工作。

    “一月二十五日，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邓力群、朱穆之、吕东、袁宝华、韩天石、刘导生、顾大椿、任继愈等在北京举行座谈会，深切悼念他们的老战友、中国人民大学着名教授葛佩琦。”

    “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回顾了葛佩琦一生传奇般坎坷曲折的经历，高度赞扬他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心胸豁达，忍辱负重，刚直不阿，坚信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信念始终不动摇的崇高精神。”

    同样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同样是关于葛佩琦的报导，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九三年的报导，简直有着天渊之别！

    葛佩琦向我诉说了内中的缘由：

    “我原名葛畔珩。我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洛阳加入中共。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奉命以国民党‘少将督察’的身份，打入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为杜聿明。我在那里，不断把国民党军队的绝密情报交给我的单线联系者、中共地下党员李年，由李年交中共东北秘密电台发出……

    “不幸的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东北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大破坏，李年被捕。从此，我失去了组织关系。

    “解放后，我多次向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反映，我的党籍始终得不到承认。正因为这样，我对他们的意见很大。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倒是来找我，要我在‘党外’教师座谈会上向党委意见。我一听‘党外’两字，就气了。我想，我是一九三八年的老党员，怎么叫我在‘党外’座谈会上发言？所以，从我发言的头一句话，就可以听出，我当时是有着一股强烈的气愤情绪。我是在这样的气愤之中，说了那番话的……”

    难怪，葛佩琦说的话，会那么的激烈。

    葛佩琦所说的党组织“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门外，冷若冰霜”，说的就是他自己。

    又是“树有根，水有源”。葛佩琦既然是“老布尔什维克”，怎么可能喊“杀共产党人”呢？

    这笔历史之帐，在葛佩琦的历史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之后，也就迎刃而解了。

    然而，在一九五七年，在《人民日报》两次报导了葛佩琦的发言之后，葛佩琦的言论被列为“极右派言论”、“反共言论”，作为要发动一场“反右派运动”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