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葛佩琦接着又说起令人费解的话，表明他似乎过去做过“地下工作”：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看汇报多少，汇报的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为是组织给的任务。

    在说了这些话之后，葛佩琦变得颇为激动，终于达到了“最高峰”：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他的这些话，显然出格了，可以说是反共言论。正因为这样，《人民日报》对他的这些话，加以转载。当然，转载的目的是为了“全国共讨之”。

    接着，《人民日报》又在六月八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汪金丁等发言要跟葛佩琦划清界限》，报导中国人民大学六月五日、七日的党外教师座谈会。会上，汪金丁等对葛佩琦进行了批判，但是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

    《人民日报》第二次报导了葛佩琦在六月五日党外座谈会上的“反共言论”：

    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他说，群众为什么不敢信任共产党呢？因为群众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顾知识分子，校部派公务员送饭送水，今年实行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公务员。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作宝贝；不用时，把对流过血和汗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认，连儿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儿子入党给妈妈来信称同志。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他又说，一九四九年群众对共产党不会有这么多意见。三害不铲除，狂澜既倒，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

    葛佩琦的这些话，空前激烈，空前尖锐。通过《人民日报》的转载，顿时传遍了全中国。连台湾报纸都醒目报导葛佩琦的这些言论。葛佩琦就是这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讲师，一下子“名震全国”的。

    葛佩琦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性的批判。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上海《文汇报》在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批判葛佩琦的报导中，写及葛佩琦在批判会上的态度：

    “葛佩琦仍然坚持说，他是向党进忠言，出于好心，并且强调他的发言，一部分是别人领会错了；一部分形容过火；一部分感情冲动脱口而出。”

    应当说，葛佩琦的这些话，是实事求是的。笔者在二十多年后采访葛佩琦，他也是这么说的。

    也就在这篇报导中，按照“挖老根”的“惯例”，揭露了葛佩琦的“丑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