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

    杨健走到写字台面前，宣布继续开会，秦妈妈接着说下去：

    “……第二天，雪停了，我和娘出去讨了点吃的，先给爹吃了，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是他的病还是没钱治啊！这辰光，村里来了个上海人，头上戴顶草帽，身上穿着黑绸长袍，反卷两只袖子，里面露出雪白府绸袖子，手里拿了把黑油纸扇子，在村子里一摇二摆走着，东张西望，像是找啥物事。他说自己是上海的带工老板，逢人便说到上海做厂哪能好，进了工厂，住洋房吃白米饭，还有工钱拿，把大家讲得心痒痒的。我听到这消息，高兴的不得了，就问那人有啥手续。那人说手续很简单，只要听老板的话，吃包饭，一年十块，三年以后，工钿完全归自己。包洋三十块，先付五块，在契约上打个手印就行了。娘一听就动了心，那五块定洋可以给爹抓药治病，救人要紧啊。娘和爹商量，想让我去。爹躺在床上直摇手，他知道这叫包身工，等于把女儿卖了，说啥也不让我去。娘急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个不停，再三再四地说，就是包身工吧，过了三年，工钿归自己了。眼前还是治病救人要紧。我央求爹娘让我去，好拿五块钱请医生看病救命。爹起先还是不肯，见我一个劲哭，叹了一口气，摸着我的头说：可是苦了你啦，孩子！娘找到带工老板，在契约上打了手印。那上面写着：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五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特立此包身契约。娘把我交给带工老板，他却说：这两个小姑娘卖给我啦，每人五块钱，你们收下吧。原先说是三十块包洋，只付了五块，再也没有付过了。带工老板在村里又找了六个，我们七个小姑娘都成了包身工。

    “第二天晚上，带工老板领着我们到上海来了。我们进了沪江纱厂一看，啥洋房白米饭，全是骗人的鬼话。三四十个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两个人盖一床被子，连腿都伸不直，也看不见阳光，又黑又潮湿，臭虫虱子一大堆，伸手就可以抓一把。到了夏天，尽是蚊子苍蝇，嗡嗡叫，呜呜飞，老向你身上叮，闹得你白天疲劳的要死，晚上又没法闭眼。臭虫蚊子咬得身上斑斑点点，又痛又痒，只好拼命去抓，抓破了，生了烂疮，粘在衣服上，自己脱不下来，要靠别人帮忙，才能脱下。我身上和胳臂上到现在还有疤痕哩！”秦妈妈卷起袖子，指着胳臂上的斑斑疤痕给大家看，说，“冬天虽然冷，倒还好些，你靠我的身子，我靠你的身子，可以取暖；一到了夏天，在闷热的房子里就别想睡觉了。天不亮就给叫醒，连大小便也没有一个地方，几十个人只有一个木桶，得排长龙，一个挨一个。吃饭也要排长龙，一桶杂米薄粥，大家轮着盛，有的一碗还没有喝完，桶就见底了，臭咸菜也光了。吃不饱吗？照样得去上工。一天做十五六个钟头并不稀奇，累得我们精疲力尽，浑身动弹不得。

    “我们工人，受尽了折磨，吃尽了苦头，在旧社会反动派统治下，没有好日头，许许多多童工女工被折磨得未老先衰，过早死亡，一条条年青的尸体从后门拖出去。童工侥幸不死，即使熬到满师，徐义德又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一批又一批解雇，然后又一批批招收新的童工，再在新的童工身上压榨剥削。我们工人生活不下去，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跟除义德斗。徐义德就去叫包打听和三道头来，用手枪威胁工人。包打听，我们不怕；手枪，我们也不怕，还是和徐义德斗，这样徐义德才不敢再随随便便开除工人了。我能在沪江纱厂细纱间做生活到现在，也是和徐义德斗争斗出来的。

    “我们工人这样给徐义德拼命做生活，他一个号头给我们多少工钿呢？正像细纱间早两天讨论的那样，解放前一个号头的工资还买不到三斗黄糙米。就是这么一点工钿，徐义德还要在上面动我们的脑筋，他顶刮皮，不按时发工钿，每个号头的工钿他都要拖几天。那辰光钞票天天跌价，物价时时涨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