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错误。上海解放以后，资产阶级不惜用一切手段来勾引我们的干部，来毒害我们的干部。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干部，特别是受旧社会影响比较深的干部，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些干部中了糖衣炮弹自己还不清楚，他们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资产阶级盗窃国家财产的代理人。资产阶级有的还直接派遣代理人钻到我们政府机关、国营企业内部来，利用职权的便利，大量地盗窃国家的财富。”

    “那太可怕了。……”方宇说了一句，又不说了。

    “如果我们不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取得胜利，那我们就会有极大的危险。所以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开始三反运动！”

    “是呀，一定要反击，要痛痛地反击。”

    “你的意见很对，要痛痛地反击。”杨部长鼓励他，说，“反击，每一个中了糖衣炮弹的人都要参加反击。有了他们参加，反击起来更有力量。因为他们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受了资产阶级的勾引，受了资产阶级的毒害，用他们亲身遭受的腐蚀，暴露出资产阶级的罪行，引起人们的公愤和警惕，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同时也是挽救了自己。”

    “挽救自己？”方宇脱口而出，发觉自己露了马脚，立刻又收回来，说，“是呀，同时也挽救了自己。”

    “有些人犯了错误不敢讲出来，他的脚陷在错误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啊？有这样的人？”方宇故作不知地问。

    “有，而且不少。”杨部长说。

    “为啥不敢讲呢？真奇怪。”方宇说。

    “不奇怪。”杨部长解释道，“因为有顾虑，怕说出来的后果，其实，不说出来，那后果才是不堪设想哩。我们从来对于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人总是宽大的。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之下，不少人负伤了，不少人倒下了。毛主席号召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运动，就是为了医治这些人的创伤，就是为了挽救这些人。只要把创伤在人民面前和党的面前暴露，受伤的人才会得到治疗，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那是的，那是的。”方宇的声音有点发抖。他仔细考虑着“我们从来对于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人总是宽大的”这句话，他心上的乌云逐渐散去，开朗了。一个响亮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回绕着：“要把创伤在人民面前和党的面前暴露。”不晓得啥地方来的一股勇气支持着他，鼓励着他，要他把隐藏在心的深处的话说出来。他果断地抬起头来，对杨部长说：

    “我，我……”方宇张开嘴，又把话吞了回去，踌躇地改了口说，“我只是收了梅厂长的一只马凡陀的金手表，我已经坦白了，我希望受到应得的处分。”

    “我知道你收过梅厂长的马凡陀金手表，这只是他送给你的东西的一部分。你说，他送了一只手表以后，从此他就不送你别的东西吗？他送你的东西竟无目的吗？那他为啥不送给别人呢？为啥解放以前按月送你的津贴，解放以后忽然就不送呢？为啥这么巧，不早不迟，恰巧在上海解放那天以后就不送呢？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上海这样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运动，你不讲，别人不会讲吗？昨天我们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资产阶级坦白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每一个厂商的负责人都谈了，沪江纱厂的梅佐贤也谈了。”

    方宇大吃一惊，他圆睁着两只眼睛，望着杨部长：

    “梅佐贤！”

    “唔，梅佐贤也来了。”叶月芳坐在杨部长的背后，插上来说。

    “隐瞒是隐瞒不了的，只有坦白，彻底坦白，承认错误，决心改过错误，才会受到宽大处理。我不忍看见一个干部陷入到错误的泥沼里而不去救他。”

    “我……我……我……”方宇好像突然变得口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