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行动方面，基本上由基辛格经管；但是，中国在联大的代表权问题是唯一由国务院主管的事；罗杰斯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你的访问就不能与联大的表决错开，往后推么？”

    基辛格并不退让：“日期是中美两国商定的，单方面推迟访问会使本来就脆弱的关系造成危机。”

    “我要找总统。”罗杰斯不服气。

    “我看你找总统也没用，这是‘七·一五’公告定下来的事。”基辛格不以为然地说。

    基辛格望着罗杰斯愤然不悦地离去，只好耸了耸肩膀。他对国务院的政策是十分怀疑的。当然，他理解国务院提出“双重代表权”方案的积极性。国务院一定从未忘五十年代对它的指责。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们被斥为在对华问题上“对共产主义太软”，很有一些杰出的外交官在这个问题上毁了前程。基辛格对中国问题研究得越深，越觉得国务院中很多人过分夸大了亲蒋介石的“院外援华集团”的势力。他觉得，现在处于一种不同往常的情况下，“双重代表权”问题虽然能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都感到高兴。自由派高兴是因为他们会把这一行动看作是使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一条途径，而保守派高兴则是由于这是以某种形式保持台湾席位的一种努力。可是，北京和台北都对“双重代表权”提议不买账。他觉得这是一种既笨拙而又自我拆台的政策。接纳北京的新主张增加了北京的支持者，但由于北京拒绝这个“双重代表权”提案，这些新增加的支持者就会支持阿尔巴尼亚驱逐台北的提案，而不是支持美国所主张的保持台北席位的提案。基辛格倒是认为，美国该一直坚持原来的反对接纳北京的立场，即使这样做注定要失败。他已经意识到，无论采取什么立场总归要失败的。坚持原来的立场而失败将要体面一点。

    他充满信心地估计罗杰斯找尼克松，也改变不了他十月份第二次访问北京。这次中国方面建议他取道阿拉斯加飞往上海再转北京。周恩来想得真周到。他已经在向往跟周恩来的第二次会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