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伦微微欠身，让他和温彦博相提并论，他还没这个脸。论做官的水平，四大王也就房玄龄可以跟温彦博比一比，四大王靠的是绝对的个人能力和魅力，才有了现在的影响力。

    而候补王第一名的温彦博，却是深谙为官之道，并且对权力版图的微变化，也能凭借强的嗅觉察觉到。

    温彦博是生做官的人，而且是生能做大官的人。

    “当今下，正值变化之时。不论中外，无谓朝廷，皆存义利之辩。”杜如晦病重那几年，也不是干瞪眼看着。加上杜构在登莱的作为，又观察了长孙无忌的变化。杜如晦大胆地判断，自贞观五年开始，每当朝廷或者官方要进行“忠义”等道德节操方面的强调时候，伴随的都是大量的利益输送或者运转。

    这不因子、宰辅、重臣或者三省六部结构以及地方州县机构的意志而改变，沧州薛大鼎要赈灾，赈灾就要钱粮；又要平息河患，平河患就要开渠挖沟修堤；又要劝课农桑鼓励生产，就需要奖惩赏罚齐头并进。

    单独一条拿出来，沧州一地需要十年以上的经营，才能达标。

    但是，沧州刺史薛大鼎，却全部做到了，而且没用十年。

    这是为什么？因为薛大鼎问道于财，是开元通宝是丝帛皮革教会了他。

    薛大鼎考绩上等，得意进阶中枢。那么同僚们有样学样，自然都免不了形成一股风潮。

    这是地方上的风气，却可以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连皇帝自己，嘴上喊着“义”，吐谷浑的党项义从为什么战斗力从二征吐谷浑开始一直能保持到现在？为什么呼延部的匈奴义从直接就废了？因为皇帝承诺了党项义从在征讨吐谷浑中的战争所得，并且从内帑中拨付了战争胜利的“犒赏”！

    皇帝给党项部的“利”，才是维持这个“义”的基础。

    杜如晦的判断之前还很模糊，不过随着短短几年灭亡几个大国，杜王就终于给自己的判断下一个总结：满嘴都是主义，其实都是生意。

    “还请克明公教我。”

    杜正伦行了个大礼，杜如晦连忙扶他起来，正色道，“此事难不难，易不易。且待老夫修书一封交予张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