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他们就能同时处理多起案子。从结果上来说，收入就会大大提升。他们也要养活妻儿老小，支付事务所的房租，吉敷知道这很不容易。可如果换作他们来当刑警，估计绝大多数案件都会无疾而终。

    “没有任何人能证明当时恩田在北上川边杀鸡吗？”

    “没有。”

    “就只有他太太吗？”

    “他太太虽然这么说过，但不管是一审还是控诉审，她都没在法庭上作过证。”

    这么说倒也没错，当时的辩论焦点是精神鉴定，作为妻子是不可能说出那种话来的。如此看来，查阅公审报告果然是毫无意义的举动，上边没有半点量刑材料。

    “前方的路可真说不上光明啊。”吉敷直言不讳。

    “恩田幸吉明明是清白的，却没有任何可以证明的证据。”

    “话虽如此，对方的情况也一样。”

    不，情况完全不同。对方手里有恩田的口供，这边也得拿出能与此抗衡的东西来才行。正因如此，虽然明知困难，律师却依旧想去恳求峰胁，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但吉敷还是觉得应该另做打算。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方的处境与我们并不相同，敌人已领先我们半步。如此下去，我方是毫无半点胜算的。我记得还有另外一通目击证词，说曾在现场附近看到过恩田幸吉。”

    “啊，那是小孩说的，没什么可信度。”

    “但后来不是作为证据采信了吗？”

    “话是如此，可那是两个孩子说的。而且一审出庭时没有说，控诉审时才第一次说曾经看到过。是检察官提出的证人。”

    “那一审为什么要传唤他们出庭呢？”

    “因为他们是河合民夫及其女儿弘子尸体的第一发现者。”

    “哦，是这样啊。”

    “是的，法庭原本是把他们作为案件第一发现者传唤的。案发当日，兄弟俩正巧在姬安山里玩耍，偶然发现了河合民夫与弘子父女的尸体，便徒步下山报了警。一审出庭的时候，他们只说了发现尸体的情况，除此之外没多说什么。可到了控诉审的时候，他们突然又说曾经看到过凶手恩田的身影。”

    “原来如此，是补充说明啊。”

    这是常有的事。一旦遇到证据不足的情况，检察方会这样进行补充。

    “当时那两个孩子几岁？”

    “我记得一个十岁，一个七岁。请稍等片刻。”

    据井站起身来，走到屏风后面的房间——那应该是他的个人办公室。

    没过多久，据井拿着一本有黑色硬皮封面、看起来像账本似的资料夹走了回来。

    “哥哥生于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弟弟生于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年），由此推算，案发时两人确实分别是十一岁和七岁。哥哥的名字叫藤仓一郎，弟弟叫次郎。”

    “什么？”吉敷不由得失声叫了出来，向前探出身去，“是藤仓一郎和次郎兄弟俩？这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