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反“扫荡”战役前，罗荣桓的女儿出生了，因为当时部队正从抱犊崮山区向南面的郯马（郯城马头）地区进军，这女儿就叫南下。

    5月反“扫荡”战役中，有一天夜行军，在过封锁线以前，躺在挑筐里的小南下，忽然哇哇地哭起来。在静寂的夜空里小孩的哭声显得格外刺耳，很可能被敌人听到影响部队转移。

    平时很少发脾气的罗荣桓，这时却恼火了。他严厉地对妻子说，一定要制止小南下啼哭！以免暴露目标。

    妻子林月琴抱起女儿，把她哄睡了，部队才继续前进，顺利地通过封锁线。

    小南下是罗荣桓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罗东进是在1938年部队向山东进军的路上出生的。罗荣桓与林月琴是于抗战爆发前结婚的。

    1937年的罗荣桓时年35岁，已然身经百战，就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

    这年春天的一天黄昏，刚吃过晚饭，罗荣桓便骑上一匹大白马向延河奔去，警卫员急忙跑步跟上。罗荣桓笑嘻嘻地回过头对警卫员说：“我要到河边练骑马，你不用跟了。”警卫员和很多人一样感到很纳闷：罗荣桓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他难道还不会骑马？

    其实，罗荣桓会骑马，他每天之所以要“练骑马”是为了与心爱的人约会。

    西安事变后，红大学员陆续分配工作。1937年1月，“红大”随中共中央迁至延安，罗荣桓任红军后方政训处主任。

    此时，内战已经基本停止。延安各个机关相继实行了星期天休息的制度。分布在各个单位的罗荣桓的战友，比如罗瑞卿、张爱萍、冯文彬、莫文骅、许建国等，每逢星期天，常常到后方政治部来找罗荣桓。他们或是围着火炉摆龙门阵，或是到延河边散散步。

    这些红军干部此时都已30岁左右，战争已推迟了他们的恋爱、婚姻。当时，延安抗大和党校都已经有了一些未婚的女同志，她们很自然地成为未婚男同志追求的目标，一些捷足先登者陆续办了他们的“终身大事”。

    春节期间，许建国和在党校学习的刘桂兰结了婚。许向刘桂兰谈起，他有许多老战友，包括罗荣桓主任，都没有结婚。刘桂兰感到罗荣桓老练忠厚，和自己的同学林月琴倒是非常合适的一对。他们商量了一下，便向罗荣桓提出。罗荣桓感到抹不开面子。冯文彬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去见面。大家考虑到，女同志脸皮薄，决定先不向林月琴挑明。于是，刘桂兰便邀请林月琴星期天到自己家做客。

    林月琴去时，只见满窑洞的客人，其中最活跃的是冯文彬。他主动同林月琴搭话，询问林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脾气爱好等。林月琴以为他是组织部的，休息时间也没有忘记了解干部情况，便很大方地一一作答。她也注意到席间有一位戴着眼镜的30多岁的干部，很拘束地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嗨嗨地笑。

    以后，林月琴每次去许建国家，发现客人尽管经常有变动，而那位戴眼镜的同志却总在座。林月琴也知道了，他就是后方政治部主任。

    延河解冻了，风吹到脸上不感到扎人了。两岸的山岭尽管还是光秃秃的，可春天已经悄悄来到延安。刘桂兰感到向林月琴挑明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其实，此时林月琴已经模模糊糊有了预感。当她了解到罗荣桓是一位大学生，又经过井冈山斗争的严酷考验，已经脱尽小资产阶级的习气时，当她看到罗荣桓虽然沉默寡言、十分憨厚，却深受周围同志爱戴时，进一步互相了解的条件就具备了。冯文彬等人纷纷告退，罗荣桓和林月琴单独相处的时候越来越多了。

    那时，党校设在小卞沟的一所教堂里，和后方政治部中间隔着一条延河，春天延河涨水，徒涉已比较困难，成了他们见面的障碍。有同志就开玩笑地把延河说成是银河，把罗荣桓和林月琴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