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早在朝房里匆匆谈了几句。”李鸿章照实而陈：“七王爷约我晚上详谈。”

    “也亏你！我早说过，‘见人挑担不吃力’，他早就尝到滋味了。这副担子非你帮他挑不可。少荃，”恭王停了一下，拉长了声调说：“任重道远啊！”

    “王爷明鉴！”李鸿章略带些惶恐的神态，“朝局如此，鸿章实在有苦难言，如今要办的几件事，也还是秉承王爷当年平定的大计而行。只是同样一件事，此刻办比从前办，要吃力得多。王爷现在虽不问事，王爷的卓识，鸿章是最佩服的，总要请王爷常常教诲！”

    “你太谦虚了。我如今要避嫌疑，不便多说话，而且也隔阂了，没有话好说。”恭王忽生感慨，“清流一时俱尽，放言高论的人少了，能够放手办事，亦未始不佳。”

    李鸿章一时不明他的用意何在，不敢附和，只答应一声：

    “是！”

    “幼樵怎么样？常通信吧？”

    提起张佩纶，是李鸿章一大心事。马江一役，张佩纶未获重谴，是因为军机上投鼠忌器，怕一论战败的责任，牵涉太广，难以收拾，但不办张佩纶又不能平天下之愤。因此，孙毓汶定计，借唐炯、徐延旭一案，一并收拾清流。唐、徐二人以丧师辱国之罪，定的斩监候的罪名，在罪名未定之先，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先后上疏救唐炯，都碰了钉子。罪名既定之后，追论举荐之非，荐唐炯的有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而结果不一样，张之洞因为在广东“颇著勤劳，从宽察议”。

    其次是陈宝琛，因为他“力举唐、徐，贻误非轻”，落得个革职的处分。再下来就是张佩纶，加上马江一役，“调度乖方，弃师潜逃”的罪过，从重戍边。这就是所谓“侯官革职，丰润充军”。

    张佩纶是这年四月里起解的，名为“充军”，其实是在张家口闭门读书。李鸿章不但常有接济，而且常有书信往来，谈论军国大计。但此时对恭王不必说实话，只这样回答：“偶尔通问而已！”

    “幼樵可惜！”恭王微喟着说：“张香涛杂，陈伯潜庸，吴清卿轻，清流当中，论才气还是幼樵。”

    李鸿章觉得恭王对张之洞、陈宝琛、吴大澂所下的一字之评，十分贴切，而对张佩纶有怜才之意，更感欣慰。恭王罢黜，张佩纶不能脱干系，原以为他会记仇，不想反倒惋惜张佩纶的遭遇！既然如此，不妨稍说几句实话。

    “王爷的知人之明，实在佩服。如今预备大办海军，原是幼樵的创议，鸿章忝为大臣，有为国家育才举贤之责，当初有个私底下的打算，如果海军办起来，保荐幼樵经纪其事，成效一定卓然可观。经此磋跌，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李鸿章的实话只说了一半。他对张佩纶的期望，不仅在于办海军，而是打算以衣钵相传，接管北洋。北洋的局面扯得甚大，他认为他“老师”曾国藩的话：“办大事以寻替手为第一！”实在是至理名言。自己位极人臣，将逾六十，在北洋也没有几年了，一旦交出了关防，论公，承先启后；论私，遮掩弥缝，都非得预先安排一个人在那里不可。

    这个人很不容易物色，资格不够、才具不行、见解不同、关系不深，都难与其选。看来看去只有张佩纶最好，才具、见解、关系，样样合适，最难得的是翰苑班头，清流领袖，这个资格是北洋嫡系人物中没有一个够得上的。而不是翰林出身，想当北洋大臣就很难了。象张佩纶，以张之洞为例，积资升到二品的内阁学士，外放巡抚或者内转侍郎，立刻就可以大用。那时候奏调他会办北洋军务，历练个两三年，顺理成章地接了自己的关防，岂不是为公为私最顺心惬意的打算？

    所以“经此磋跌，一切无从谈起”，也是违心之论。他的本心不但想设法将张佩纶弄回来，而且还想保他起复。不过眼前还“无从谈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