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醇王的路子，最适当的莫如重托翁同和。出京以前，跟他原曾有过一番长谈，翁同和的短处是不甚肯担责任，长处是在谨密小心，托他不一定管用，但决无泄密坏事之虞，大可试上一试。

    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派专差送至京里。翁同和接信并无表示，他倒是有心帮王文韶的忙，但跟李莲英的态度一样，要“等机会、看情形”，而眼前的情形，对王文韶是更为不利了。

    这一个月，京里大出参案。首先是阎敬铭参奏户部司官出身，外放为藩司道员的三个汉人，一个旗人，他们的姓氏是姚、杨、董、启，以前在户部素有“四大金刚”之称。阎敬铭的折子中说：“苞苴暗昧莫明，往事尤难根究，臣亦不知其现时居官若何？而外则表率属员，内则关系部习，似此久著贪劣，难谓既往不究”，因为“既公论之佥同，即官箴之难宥”！所以请旨将此辈“一并罢黜，更不准其潜来京师居住，免致勾结包揽，诱坏仕风。”最后更申明立场：“臣职非纠弹，而忝领度支；此之不劾，无以肃部务而儆官邪！”

    折子发到军机，宝鋆首先大摇其头：“既往不究，与人为善。这样子追诉，而且都是无根的游词，如果也认真去办，则纷扰伊于胡底？”

    当然，“四大金刚”盘踞户部多年，宝鋆先掌户部，后来以大学士“管部”管的亦是户部，也有多年，看到这个折子，自不免刺心。此外翁同和觉得所参过于空疏，潘祖荫认为阎敬铭要整顿，先得从眼前做起，不宜追论既往。算起来，军机大臣中只有一个李鸿藻，对阎敬铭抱持同情的态度。

    但是，慈禧太后很欣赏阎敬铭的这个折子，“这才是破除情面，这才是实心办事。”她说，“好些人当我心慈，不会给人下不去。”又说，“三品以上的官员，放缺都先召见过，意思是我手里用的人，我自己再把他们打下去，岂不伤知人之明？这些话都错了！国家不是家务，不能感情用事，不然一定糟糕。我自己觉得这一层上头，我最拿得稳。施恩是施恩，办事是办事，如果觉得自己所喜欢的人，就都是会办事的人，那就错到极点了。我两个兄弟，自然是我喜欢的，但是他们无用，我就不能让他们负大责任。阎敬铭，我并不喜欢，然而他的说话行事，真是行得正、坐得正，我不能不听他的。这个折子，当然要准，他是为了整顿户部，朝廷准了他的办法，他再做不好，那时候自然可以问他。”

    于是“四大金刚”，落了个“均着革职，即行回籍”的处分。

    再一件案子就跟王文韶直接有关了。张佩纶先以云南报销案，户部堂官自请处分，认为避重就轻，据实纠参，接着是吏部议处，罚俸一年，认为处分不当，以都察院堂官之一的身分，拒绝在奏折上列名。

    当阎敬铭奏报云南报销案核算结果，“含混草率”，参劾承办司官时，景廉和王文韶以“失察”自请处分，张佩纶就上奏抗争，认为景、王是避重就轻。及至吏部议奏罚俸一年，他又认为处分过轻，不肯会衔出奏，同时上折说明缘由，要求加重处分。慈禧太后因为这一案已交刑部查办，一事不两罚，所以反倒搁置了。

    此外邓承修参了左副都御史崇勋、巡视东城御史载彩，奉旨查办属实，分别革职。还有个与邓承修齐名的刘恩溥，直隶吴桥人，官居浙江道御史，专好找旗人的麻烦，奏谏措词有东方朔之风。曾有一个“黄带子”在皇城内设赌局，为讨赌债打死了一个以赌倾家的旗下世家子，暴尸城下，无人过问。刘恩溥上疏，说这个黄带子“托体天家，势焰熏灼，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此死者，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合无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扬。”词意若嘲若讽，以扬为抑。那时是慈安太后听政，降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