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能把穆铮治好，我会一辈子盼着研究出治疗方法的人得诺贝尔奖的。

    同样没回来的还有卢卡。不知为何，他回国以后就跟我们断了联系。虽然加过微信，但他似乎只在过年的那天冒了个泡，此后便音信全无。我特意找过一次乐奔，他也说不清楚。没敢多问，他肯定比我们还想知道答案，而且我相信他知道的第一瞬间便会告诉所有他认识的人。于是，我们都陷入了漫长的等待。我等乐奔告诉我消息，乐奔等卢卡的归来。大概千年以来，分开的人们都是怀着这种期待而又惴惴不安的心情默默等漫长的书信或返回的影子。关山难越，从江元到祖国的西边便是路途遥遥了，何况我们间的距离几乎横贯了整个欧亚大陆。难怪古人一分开可能便是今生的永别。如今我们有了飞机高铁，有了覆盖生活每个角落的网络，但失去联系时的苦闷与焦虑似乎并不能因此缓解。

    只有在训练的时候我们真正抛开了充斥每一天的那两门学科，即便在绿茵场上跑跳时偶尔会想到欣欣向阳的植物此时此刻正进行的光合作用——但草皮是人工的呀，到底是我们被它们永久的绿意引出了条件反射。时间在不断向前，日夜期盼着同伴归队，我们却不能因此停下脚步。这赛季晋级八强的过程实在是太惊心动魄了，似乎经过最后几轮的殊死拼杀，我们每个人的心脏都强健了不少。但教练告诉我们，她不希望再看到我们考验大家的心脏承受能力了。新学期是新的开始，我们要重新构筑一条防线。防守是淘汰赛的基础，是我们能走得更远的保障。我能感受到教练今年的身影比往年要苍老。她要负责初二四个班的地理课，还要在不影响授课的情况下殚精竭虑地为球队制定战术策略。作为队长，有这种想法其实不好，但或许这是事实——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不只是我们这些初二的球员的，还是一中的整个球队的，甚至是教练最后的机会。我们上学期的招新失败了，也许下学期还会更糟，会踢球而且愿意踢球的同学越来越少，明年说不定连小组出线都是难上加难。而周末的补习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听到了市长杯的比赛会大大缩短赛程乃至就此搁置的传闻，未来能有比赛可踢都将是奢望。中国到底没有多少足球的土壤。教练的老家可能稍好一些，她是大连人，从小在那座足球城耳濡目染，后来虽没有选择足球作为自己的事业，但辗转来到这座长江沿岸的城市时仍没有抛弃童年的热爱。市长杯的十六支球队里只有一中的教练不是体育老师，并非“科班出身”的她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日积月累拿起了教鞭。是的，初中的校队教练并没有多了不起，也不大可能培养出职业球员，遑论国脚乃至世界级球星。但她有着和许多世界顶级教练一样的魅力，能让我们这些弟子心甘情愿地为她而战。

    或许是她让我们放下包袱了。比起去年，我们没有那么多球星，面对每一个对手都没有轻敌的资本，除了踏踏实实地拼搏外再无任何捷径。我们不再能依靠他人，现在每一个人都必须坚强，坚强到可以依赖自己。

    检验这份团结和坚强到底是否有效的便是三月初的淘汰赛。时隔一年，我们再次与北川中学碰面了，而对手已是举起奖杯的卫冕冠军。内田高德、安东佑，还是他们俩，这是我们恢复训练后总会提到的两个名字。这回不再是遭遇战了，而是实打实知根知底的正面对垒，双方并无任何秘密可言。我们模拟了一次又一次对高中锋和技术型中场的防守，与此同时，相信北川的同学也会为如何应对拥有平衡脚的阎希而绞尽脑汁。

    “你觉得我们能赢北川吗？”社团课结束后，我在更衣室里问米乐。

    “队长！你怎么可以问这种问题呢！”学学的耳朵尖，听到了便装作不满地跳到了我身边，也不顾自己拖着半只袜子，“我们当然要赢，还能输吗？”

    “一定能赢。”米乐眨着眼睛对我打了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