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不在这个世界上了。[2]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问黄老师。也许他能解答我。在我看来他懂很多东西。可是我沉默着，他也沉默着，所有人都在沉默。这是礼貌。我明白，不能在别人说话时插嘴或窃窃私语，但我真的好想知道。

    是不是她真正接触到了那段历史，看到了那种黑暗、暴虐、残忍，那种人无法承受的罪恶？就像一个围着炉火的人，只能把手放在火边烤烤，不能真正把手伸进火里，不然手就要被烧焦。或是一个往湖泊深处慢慢走的勘探员，走得越来越深，就越来越了解湖泊的水质，但最终会被冰冷的湖水吞没？我不清楚。

    有四位老人走上了台。颤颤巍巍，远远望去，他们的面容好像老去的树木。工作人员帮他们搬来了椅子，但他们没有立即坐下，而是不约而同地对满场的人行了一个军礼。他们的手在颤抖，胳膊勉强地抬起，像一段干枯的树枝，礼敬得也不是那么笔直标准，但他们非常努力了，沉重的岁月一定在他们的身体里注入了铅，但仍未使他们忘记自己的身份。一定是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军人。[3]

    我下意识地望了望身边的人，我的三位伙伴，还有黄老师，大家都像是个小孩，准备慢慢地、专注地听年迈的老人讲述过去。日本军队的装备很精良，有飞机、坦克和舰炮，无休无止地轰炸，阵地上一片火海。老人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只能挖战壕，躲在里面，等敌人靠近了肉搏。晚上睡在战壕里，没人敢合眼，没人能合眼。

    我那年高二。另一位老人说。他说出自己学校的名字，我们全无反应，那所从未听说过的学校与我们似乎毫不相干。黄老师却调过头轻轻告诉我们，那是我们学校的前身。我们不由得面面相觑。这位台上这位话音沙哑、面如木刻的老人是我们的校友，或者说是我们的前辈。我们与他竟有着那么一点点微弱的关系，穿越了七十多年时光仍没有断裂的关系。在暗无天日的轰炸中，我们的学校曾被夷为平地，只剩两根孤零零的柱子，矗立在漫天的硝烟与战火中。

    想来也是神奇，我们今天的校园何其之大。尤其是市郊的新校区，它大到我们总抱怨它太偏僻荒凉，空荡荡的。它是那么齐整好看，教学楼实验楼体育场应有尽有，以至于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它曾经只剩下两根柱子。

    不只是我们学校，在战争中被摧残的校园远不止我们一所。“敌能毁之，吾能复之。”老人谈到一位校长说过的话。我们生于南京的前辈不久便投笔从戎，加入军校，接着是去保卫长沙。一个连里有50多位同学，打了一仗，牺牲了37个。[4]

    “我们一个班也才40个人出头呀。”阎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念叨着。他的伙伴揉了揉他的肩膀。没错，我们一个班有40多人。要是有一天需要我们去打仗，去保卫国家，一场仗下来，是不是一样会只剩下几个人？我偷偷望了米乐一眼，发现他也在看着我。于是我将胳膊递过去，他用力抓了抓我的小臂，有一点疼，给我的脑子灌进了一股真实感。我们都是活着的，在这个明亮的大厅里。

    要是真的只剩下几个人，我能活下来吗？米乐能活下来吗？不知道。我运气不会那么好吧。简直像40几个人闭着眼睛抽奖，我抽不到那几张彩票的。可是抽不到，我就会死。而讲述故事的这位老人，他是自己决定离开校园奔赴沙场的，也是自己决定置身于牺牲远多于幸存的战斗的。他活下来了，但更多的同学在七十年前就永远地离开了。

    或许握着枪站到战场上那一刻，人就是英雄了吧。战争远不是我们在电影或者游戏里看到得那么简单，它给我们带来的威慑太远太弱了，远到我们似乎忘了它的残酷。然而世界上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如此，有多少和我们一样大的孩子在我这个年龄已经碰过枪了呢？我不晓得。这不是一个应该摸枪或者应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