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实，在平赋役而已。赋役之平，在慎攒造（黄册）而已矣。故册籍之造弗慎，赋役之派弗均，奸豪得计，民弱受害，国计之亏缩，民生之凋疲，恒必由之。（万文彩《为申严赋役黄册事例以杜奸弊题本》，《后湖志》卷十）这些话确实说出了朱元璋的心声。可以说，没有黄册制度，朱元璋大移民、大土改、平均土地及财产的成果就无法保持。

    如此重要的资料存放在何处，朱元璋当然也花了不少心思。之所以最后定于玄武湖，是因为它水面阔大，湖内有数个岛屿。对于玄武湖优越的天然条件，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杨廉曾这样分析：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黄册于后湖，至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诸司庶各类多随藏以北，独后湖之藏不动如故。祖宗深谋远虑，灼见于此，故都可迁而藏册之所不可改。

    不然，辇觳之下，如顺天畿辅之近，如真（定）保定之类，何为而不之京师，而之南京？盖后湖之广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由是而库于其上，由是而册于其间，诚天造而地设也。其为图籍万年之计，殆无逾于此矣。（杨廉《后湖志》序）很明显，朱元璋认为后湖这样环水隔岸的条件，是用来建设档案馆最理想的环境。建库于湖中心，一方面，可以防火，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安全。这一看法得到了朝廷上下的认同，事实上，后来朱棣北迁以后，明王朝的中央国家机关北迁，然而却单独把黄册库留在南京，这更加突出了玄武湖地理条件之优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