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出低落的灰冷色调，以及随后延伸出某些明显逃避现实生活的倾向。

    “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是同根异枝而生，只是把所描写的时空领域推移到历史之中。就具体的创作情况来看，新历史小说所选取的题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命事件，所以，界定新历史小说的概念，主要是指其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4].其创作方法与新写实小说基本倾向是相一致的。新历史小说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股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如莫言的《红高粱》等小说，把政治势力之外的民间武装或民间社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刻意突现出充满生命力的民间世界的理想状态，把一种充沛饱满自由自在的民间情感作为作品内在的精神支撑。此后如陈忠实的和刘震云的等新历史小说的长篇作品，在民间世界的艺术表现上都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色彩。

    但是也有很多新历史小说并不具备像《红高粱》那样的民间情感，它们是把民国社会的精神没落和传统文化的式微作为叙述内容，而作为新写实小说在题材上的一个分支，它们又同样有着消解激情的叙事特点，在叙述过程中并不显现作家明确的主体判断，在对过去历史的还原中，这类小说就往往呈现出异常暗淡的色调。比如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包括《状元境》、《追月楼》、《半边营》和《十字铺》四部中篇小说）和苏童的等作品，都主要是描写旧时代的没落精神状况。应该说这些作品写得都很精彩，在一定意义上是为新历史题材创作开辟了崭新的向度，特别是叶兆言的小说生动地写出了中国民间社会在近代史上的变迁过程，堪称是从民间的视角来“重写民国史”. 但是也必须看到，在这类小说所隐含的主体意识弱化及现实批判立场缺席的倾向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种对于当代现实生活的有意逃避。这种倾向在此后很多年轻作家模仿其立意和叙事方式的创作中（甚至也包括叶兆言和苏童自己后来的创作）变得更加突出，这就使得文坛上出现了大量纯粹沉迷于没落气息和颓废趣味的民国题材作品。这都可看作是新历史小说的末流之作，其中已经失去了新写实小说消解政治意识形态、回归到文学本身的初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