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的悲剧不会激起大悲大恸，而是引发一股淡淡的苦涩，在这一种甜酸交织的苦涩里，我们感到普通人的美好与卑微，勾起我们深深的隐痛。作为一个民间小人物，他没有可歌可泣的历史壮举而无法进入崇高和壮美的正史，也因为没有直面惨淡血污的现实而难以有令人崇敬的英雄色彩，但以民间化的视角来叙述政治历史的悲剧性变迁，其本身就是历史反思的一种表现。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特别之处，还体现在故事的传奇性和独特的讽刺手法上。

    《内奸》的作者采用了中国古典话本小说的“说话”方法，一开始便提挈出故事延续的时间和涉及的人物，然后慢慢道来，脉络清晰，娓娓动听。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写环境、事件和人物，也不对人物肖像、心理、动作和对话作静止的刻画，而是以田玉堂的遭遇为主线，在四十年的历史中选取了1942年护送杨曙就医脱险和文革中深陷冤狱，有口难辩这两个传奇式的事件，让许多人物纠缠在一起，在波澜起伏、出乎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故事发展中刻画人物，表现时代。同时，故事的传奇性和作品所采取的独特的叙述的语言有关，小说土腔土调的叙述语言与叙述结构和叙述方式相得益彰。

    《内奸》的辛辣讽刺不仅表现在让讽刺对象自我嘲弄，自相矛盾，比如将田有信的圣洁的言辞与卑劣的行径相互对照，更重要的体现在对人物和情节的把握与安排上。精通买卖，交游广泛，好吹好炫的榆面商人田玉堂本来是一个具有民间喜剧色彩的人物，他惯于随机应变，真真假假，云天雾地，但作者恰恰在这个人物身上发掘出悲剧性的讽刺意味，田玉堂本来并不了解共产党，后来在黄、严两位共产党人的感化下叹服了，并为之冒了风险出了力气，到头来被当作“内奸”；他当年好吹好炫时倒没被当作坏人看待，文革中他本着良心，不吹不炫，老老实实时，却反而连遭痛打。时代历史的内涵在田玉堂这个民间人物的眼里，与“好人落难，小人得志”和世事变幻的沧桑感叹相结合，获得了独特的讽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