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赌棍刘裕竟会当了皇帝，而能征惯战的刘牢之反而被背叛朝廷的恒玄破棺戮尸。活在这尔虞我诈、你砍我杀的社会里，眼前的事情实在是无聊之极；一旦死去，归之自然，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写《挽歌》”的情节是整篇小说的中心与高潮，通过这个情节，小说将陶渊明的精神境界从对个别对象的否定引申到对整个颠倒混乱的时代的否定，从而只能与之采取一种疏离与对立的关系。由此出发，可以理解陶渊明特立独行的精神立场，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的拒斥上，也表现在他对不能脱俗的朋友的批评上，如批评颜延之“一天到晚都在同什么庐陵王、豫章公这一些人搞在一起，侍宴啦，陪乘啦，应诏赋诗啦，俗务萦心，患得患失，哪还有什么诗情画意？没有诗情，又哪里来的好诗！”这也显示出他不仅仅是在语言上与时代疏离，而且在生活上也有意识地躬行践履，自觉地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立场不受时代污染。

    一个自觉地疏离于整个时代的人，即使是大勇者，恐怕也难以摆脱这种疏离引起的孤立之感。陈翔鹤塑造的陶渊明，在达观之外，还带上了伤感、苦闷与悲愤的色彩。例如小说中设计了一个陶渊明吟咏、欣赏阮籍的《咏怀》诗的情节：“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这首诗流露出浓重的忧世伤生的色彩，而又孤立、苦闷，举世滔滔而莫能与之交流，愤世嫉俗而又恐惧为世俗所觉、所害，构成诗里所说的“殷忧”。这种“殷忧”不仅是阮籍的，而且是小说主人公陶渊明的，也是小说家陈翔鹤自己的。不过小说中将陶潜塑造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隐士，恐惧的成分相对少一些，而更多孤立之感。但就作者来说，在小说中设计这样一个细节，所流露出的就不仅仅是与时代主流疏离的孤立之感，而且明显地显示出一种不敢与别人交流这种“疏离”的隐忧，典型地体现出处身于国家权力构筑的“时代共名”的裹挟之下而又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立场以及不可磨灭的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心态。拒绝了时代主潮，而又无法阻挡这个时代主潮，由此必然产生一种无力之感，在达观之外，难免有悲愤、苦闷、伤感。小说中陶渊明发出的“人生实难，死之如何”的感慨，一方面由于对时代主潮拒斥因而无所牵挂，针对的是整个时代，另一方面也针对自己的一生，针对的是颠倒错乱的时代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的无力与无可奈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颠倒错乱的时代良知与正义的无力与无可奈何），所以小说中潜伏着的感伤色彩在最后终于压制不住而流露出来。当陶渊明念到《自祭文》中最后五句“……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之如何？呜呼哀哉！”时：

    一种湿漉漉、热乎乎的东西，便不自觉地漫到了他的眼睛里。这时他引以为感慨的不仅是眼前的生活，而且还有他整个艰难坎坷的一生。

    这种感伤，绝不仅仅是历史人物陶渊明的，作者陈翔鹤显然也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通过一种个人性的叙事立场，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追忆，作者陈翔鹤也由此间接地表露了一种个人性的面对时代的态度。

    经历各次运动的打击，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敢再作直接的表露，只能通过历史故事曲折地表现。但这与“旧瓶装新酒”式的肆意篡改史实的方法不同，它是在尊重史实、“知人心”的前提下的一种创作。黄秋耘对此有一个精彩的解说：“写历史小说，其窍门倒不在于征考文献，搜集资料，言必有据；太拘泥于史实，有时反而会将古人写得更死。更重要的是，作者要能够以今人的目光，洞察古人的心灵，要能够跟所描写的对象‘神交’，用句雅一点的话说，也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古人的情怀，揣摩到古人的心事，从而展示古人的风貌，让古人有血有肉地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