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的那点东西。

    希腊货船的船长是个粗犷但善良的人，同意带她们到下一个港口——新加坡。这意味着旅程将延长至少一个月，但总比留在海上等死强。

    接下来的日子艰苦异常。货船条件简陋，食物配给有限，锦瑟常常把自己的那份多分给莉莉。夜晚，她们挤在狭小的船员舱里，听着海浪拍打船体的声音入睡。莉莉的腿伤有些发炎，锦瑟只能用盐水和从厨房讨来的白酒简单处理。

    每当莉莉睡着，锦瑟就会取出怀表，轻轻抚摸表盖内侧的字迹，仿佛这样就能汲取力量。景明，等等我，她在心中默念，我就要回来了。

    一个半月后，货船终于抵达新加坡。此时的东南亚也已战云密布，日军随时可能南下。锦瑟用最后一点钱买了两张开往香港的船票，又从慈善机构那里得到了一些衣物和食品。

    香港的情况比她想象的更糟。日军已经占领了这里，街上到处是巡逻的士兵。程家的旧宅被征用，父母下落不明。锦瑟带着莉莉在难民收容所住了一周，终于打听到有一艘葡萄牙货船会偷渡一些人去上海。

    代价是她仅剩的一枚金耳环——周景明送的那对银杏耳环中的一只。

    妈妈，不要！莉莉哭着拉住她的手，这是周叔叔给你的！

    锦瑟亲吻莉莉的额头：只要能回到周叔叔身边，一只耳环算什么她将另一只耳环和怀表藏得更深，这些是绝不能失去的珍宝。

    1942年初春，历经五个月的艰难旅程，锦瑟和莉莉终于踏上了上海的土地。码头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恐惧。日军哨兵严格检查每一个入境者，不时有人被拉出来带走。

    锦瑟紧紧牵着莉莉的手，排队等待检查。莉莉的腿伤因为长途跋涉更加严重了，走路已经有些跛，但女孩坚强地忍着不哭。

    证件。一个日本军官用生硬的中文说。

    锦瑟递上她和莉莉的护照。军官狐疑地看了看金发蓝眼的莉莉，又看了看黑发黄肤的锦瑟。

    她不是我亲生的，锦瑟用英语解释，但我合法收养了她。我们是回上海找家人的。

    军官又盘问了几句，最终不耐烦地挥手放行。

    走出码头，上海熟悉的街景让锦瑟眼眶发热。五年了，这座城市变得陌生而压抑，日军的太阳旗随处可见，行人低头匆匆而过，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繁华与活力。

    妈妈，我们现在去哪莉莉小声问。

    锦瑟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那张已经皱巴巴的纸条：同济医院，找周景明医生。

    她拦了一辆黄包车，报上地址。车夫是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听到医院名字时，从帽檐下偷偷打量了她们几眼，但什么也没说。

    车子穿过上海的街道，锦瑟贪婪地看着沿途的一切，试图找寻记忆中的痕迹。许多店铺关门了，街角站着日本兵，偶尔有装甲车呼啸而过。但当车子拐入法租界时，熟悉的梧桐树依然挺立，仿佛时间在这里静止。

    同济医院是一栋灰白色的四层建筑，门口排着长队。锦瑟付了车钱，牵着莉莉走向问讯处。

    请问周景明医生在吗她的声音因紧张而微微颤抖。

    护士抬头看了她一眼：周医生今天有手术。您是

    我是...他的老朋友，从国外回来。锦瑟犹豫了一下，没有说出真名，能告诉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吗

    护士翻了翻登记簿：周医生的手术要到下午四点结束。您可以在这里等，或者留下联系方式。

    锦瑟看了看疲惫的莉莉，决定先找个地方安顿一下。医院对面有家小茶馆，她们在那里坐下，要了两杯茶和一点糕点。莉莉狼吞虎咽地吃着，锦瑟则一直盯着医院大门，生怕错过周景明的身影。

    三点四十分，锦瑟付了账，带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