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就撤走了。

    同时，周恩来还打电话给吴法宪、戚本禹，要他们分别做“三军造反派”和北京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但是，吴、戚不仅不做工作，吴法宪还给周恩来回电话说：“三军造反派要求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因此，在北京文艺口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之后，“三军造反派”又很快包围了京西宾馆。其速度，如同部队换岗一样。这个行动，实际上是林彪派叶群通过吴法宪等人布置的。叶群对吴法宪说：“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几天”。

    为了给“三军造反派”撑腰，叶群还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三军造反派”的游行示威。她甚至还亲自出马，邀集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来“观阵”，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同志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兜圈子，以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陈再道到京的当天，也就是7月24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为执行林彪的“第二步骤”，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对“7·20事件”的宣传口径问题。

    最后，会议作出决定：各种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只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要在报刊上公开点名；在7月25口下午，召开百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

    7月25日下午3点钟，距离召开欢迎大会还有两小时，林彪又打电活通知中央文革小组，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同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关锋等人，听说林彪要亲自出席欢迎大会，欣喜若狂。关锋等人还建议，为了“壮大声势”，还应把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等人参加欢迎大会。

    林彪非常赏识关锋的意见，情不自禁地夸奖说：“关锋同志的意见很好，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

    这天下午4点多钟，林彪让工作人员扶着，上气不接下气，好不容易爬上了天安门城楼。

    此时，江青已经先到了，互致问候之后，林彪对江青说道：“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

    接着，林彪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北京造反派头目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同北京造反派头目交了底，要他们行动起来“揪军内一小撮”。

    那时候，蒯大富这些人，以学生“造反领袖”自居，得意忘形，极为猖狂。在大会进行中，蒯大富就问王力：“全国老保如此行动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听了这番活，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就是，就是。”

    在这次谈话中，王力还有意表示出对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以及南京、福州军区很不满意。

    于是，蒯大富又问王力：“原4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这种人，既然充当打手，就很会观察辨别风向。当大会上喊出“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时，他留心观察了林彪的举动，看见林彪举起了表示赞同的手臂，他心中有底了。

    第二天，蒯大富、韩爰晶两人，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两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