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表达的不是我可能相信的事，而是实际上即将发生的事。下一次她托人要求和我见面时，我也会像这次一样鼓足勇气不让步，这样一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我会逐渐达到因长久不见面而不想见面的状态。我流泪，但是我有勇气（而且感到愉快）牺牲和她相会的幸福，以求有朝一日吸引她，然而，到了那一天，吸引不吸引她对我来说已无关紧要了。我假定——尽管不太可能——此刻她在爱我，正如我最后那次拜访她时她说的那样，我假定她的厌倦情绪不是出于对我的厌烦，而是出于嫉妒的敏感性，出于和我相似的虚假的冷漠，这种假定仅仅使我的决定不那么残酷。我想象在几年以后，当我们彼此相忘时，我回顾往事，对她说我此刻写的信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她会回答：“怎么，你当时爱着我？你知道我多么盼望这封信，多么盼望和你见面，这封信使我哭得多伤心！”我从她母亲家一回来便动手写信，虽然我想到我可能正在制造误会，但这个想法，由于它带来的忧愁，也由于它带来的愉快（我想象希尔贝特爱着我），促使我把信写下去。

    当斯万夫人的“茶会”结束，客人们告辞时，我脑子里想的是如何给她女儿写信，而戈达尔夫人想的却完全是另一种事情。她“巡视”一番，毫无例外地向斯万夫人赞扬客厅的新家具，醒目的新“添置品”，在其中发现奥黛特在拉贝鲁丝街的前寓所里某几件东西（虽然为数极少），特别是她的吉祥物——宝石雕成的动物。

    斯万夫人从一位受她敬重的朋友那里学到了“过时”一词，它打开（新的眼界，因为它所指的恰恰是几年以前她认为“时髦”的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便统统隐退，与曾作为菊花支撑的金色格子架、许多希鲁商店的糖果盒，以及印有花饰的信纸堆在一起（还不算装饰壁炉板的硬纸钱币，早在她认识斯万以前，一位颇有修养的男人就劝她将它们收起来）。此外，在这些暗色墙壁（与斯万夫人稍后的白色客厅完全不同）的房间中，在这种艺术气质的紊乱和画室般的杂乱中，远东风格在十八世纪风格的进逼下节节败退，斯万夫人为了使我更“舒服”而拍打的椅凳上绣的是路易十五式的花束，而不再是中国龙。她经常呆在房间里，她说：“我很喜欢这间房，常常使用它。我不能生活在怀有敌意的、陈腐的东西中间。在这里我才能工作。”（她并未说明是画画还是写书；当时那些不愿无所事事，想有点作为的女人开始对写书感兴趣）。她的周围都是萨克森瓷器（她说这个字时带英国音，她喜欢这种瓷器，甚至不论谈到什么都说：这真漂亮，就像萨克森瓷器上的花）。她爱惜它们，甚过往日的瓷雕像和瓷花盆，唯恐无知的仆人碰坏它们。他们那无知的手常使她惶惶不安，使她大发雷霆，而斯万这位如此温顺和彬彬有礼的主人，竟目睹妻子吵吵嚷嚷而毫无反感。清醒地看到缺点，这丝毫无损于爱情，而是相反，使缺点更为可爱。如今，奥黛特在接待熟朋友时不再穿日本睡袍了，而是穿色彩鲜艳的皱丝浴袍，她用手抚摸胸前那花纹图案中的泡沫，她浸泡在其中，悠然自得，随心嬉戏，她的皮肤如此清凉，呼吸如此深沉，仿佛丝袍在她眼中并非像布景一样的装饰品，而是满足她对容貌和卫生的苛求的，如tub（澡盆）和footing（散步）一样的必需品。她常说她宁可没有面包，也不能没有艺术和清洁，她常说，如果《蒙娜丽莎》被烧毁，那会比“大量”朋友被烧死使她更为悲痛。这些理论在她的朋友们看来似乎荒谬绝伦，但却使她显得出众，因而引起比利时大臣每周一次的来访。如果以她为太阳的这个小世界的人们得知她在别处，例如在维尔迪兰家，被认为是蠢女人的话，一定会大惊失色。由于头脑灵活，斯万夫人更喜欢和男人来往，而不大喜欢和女人来往。当她评论女人时，总是从风流女人的角度出发，挑剔她们身上不受男人欣赏的地方，体型粗笨哪，面色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