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早就听说凡德伊的精神都快错乱了。他说这从他那首奏鸣曲的某些片段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斯万也并不觉得这种看法荒谬，不过却为之不安，因为一部纯粹的音乐作品本来就不包含任何逻辑关系，言语中逻辑关系的错乱表明说话的人神经不正常，但他总认为在一首奏鸣曲中显示出来的错乱却是跟一条狗或者一匹马的精神错乱（尽管当真可以观察出来）同样神秘的东西。

    “您就别在我眼前提您的什么老师了，您比他高明十倍，”维尔迪兰夫人这样回答戈达尔大夫，用的是一个敢于坚持己见，敢于顶撞持不同意见者的口吻，“您至少不会治死您的病人。”

    “夫人，他可是位院士，”大夫以嘲讽的口吻反驳道，“如果一个病人乐意死在一个科学泰斗手中的话……一个人要是能说：‘是博丹在给我治病，’那就更光彩了。”

    “啊！更光彩？”维尔迪兰夫人说，“敢情现在生病还有什么光彩不光彩的，真是新鲜事儿……您可把我逗死了！”她突然双手捂脸叫了起来，“我这个老傻瓜还在跟您正儿八经地讨论呢，竟没有看出您是在愚弄我。”

    至于维尔迪兰先生，他觉得为了这么点儿小小不然的事儿就哈哈大笑，未免有点讨人嫌，就猛抽一口烟斗，不无伤心地心想在对人和蔼可亲上面怎么也赶不上他的妻子了。

    当黛奥特跟她道晚安告别时，维尔迪兰夫人对她说：“我们很喜欢您的朋友。他很爽直，很可爱；您要是还有这样的朋友介绍给我们，尽管带他们来好了。”

    维尔迪兰先生却指出斯万对钢琴家的姑妈并不欣赏。

    “我想这是因为他对咱们这个环境还不熟悉的缘故，”维尔迪兰夫人答道，“你可不能指望他第一次来就跟戈达尔一样跟这里的人一个调子，戈达尔参加我们这个小圈子已经好几年了。第一次不算数，只能算是了解了解情况。奥黛特，他答应明天跟我们一起到夏特莱剧院去，您是不是去接他一下？”

    “不，他不要我去接。”

    “那就随你们吧。但愿他不要临时甩掉我们！”

    出乎维尔迪兰夫人意料之外，他从来没有把他们甩掉过。随便他们到什么地方，他都奉陪，或是到郊区的饭馆（还不到时令，去得较少），而更常去的是戏院（维尔迪兰夫人很爱看戏）。有一天维尔迪兰夫人在她家里对斯万说，碰到什么戏的首场演出，或是盛大的节日活动，要是有一张特别通行证就非常管用，甘必大①葬礼那天就因为没有这么一张东西而添了不少麻烦。斯万从来没有提起他那些显赫的朋友，只提那些没有多大声望的，认为后一种关系如果加以隐瞒，未免不够正派；而在圣日耳曼区他就认为跟政界的交往无需隐瞒。这次却冲口而出：

    “这事儿就交给我了，等《达尼谢夫》重新上演的时候，您就能拿到手了。我明天正好要到爱丽舍宫跟警察总监一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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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甘必大（1838—1882），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二帝国时期共和派左翼领袖。1870年巴黎被普军围困时曾到外地企图组织新军抗击普军。在反对保皇党恢复帝制，捍卫第三共和国方面有功，逝世时任政府总理。

    “什么，在爱丽舍宫？”戈达尔大夫高声叫道，简直象是雷鸣一般。

    “对了，在格雷维先生那里，”斯万答道，对他刚才那句话产生的反应多少有点窘色。

    画家对大夫开玩笑说：“您这倒是少见哪！”

    一般说来，戈达尔每次听人作出什么解释的时候，总是连声说“好，好”，也不显露什么表情，可是这一次，斯万最后这句话却没有跟往常一样让他安下心来，而是使他万分震惊，敢情跟他同桌吃饭，既无官衔又无任何名声的这个人竟跟国家元首来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