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的“分”下去。实际上，俄罗斯私有化的基本做法根本不是什么证券私有化，而是“自己人购买”。 [6]

    事实上，没有一个金融工业集团（更不用说其中的“寡头”）是通过集中了私有化证券用以购并企业的方式形成的，甚至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起步的。与证券私有化相联系的投资基金虽然弊病很多，但全俄600多家投资基金没有一家发展成了寡头。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全都是在私有化方式由“全民均分”转向“双方交易”、亦即由证券私有化转为“货币私有化”之后形成的。形成的途径并不是什么私有化证券的买卖与集中，而是在民主政治转为“新权威主义”的背景下，有人利用国家权力把那些当局不愿“分”给老百姓的资产通过权钱交易直接转入权贵手中的。其具体形式有：全权委托银行制，抵押拍卖，国有股份委托经营制等等。这几种途径都与“证券私有化”没有什麽逻辑联系，倒是与权力集中、难以监督的旧传统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证券私有化”阶段而是早在1992年就开展这种“货币私有化”，寡头的崛起只会更快。道理很简单：抵押拍卖是改“分”为“卖”的结果，而全权委托银行与国有股委托经营都是一种承包制。这表明俄罗斯的寡头们根本不是把已经“分”给了大众的国有资产重新集中到自己手里，而是运用权力径自把没有“分”下去的国有资产攫为己有。当然，通过经济手段（如以“换酒喝”这样的廉价收购）集中被“分”掉的资产的过程，那时也在进行，但这样形成的资本恰恰是受到寡头压抑的。

    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象蛇蜕皮一样。” [7]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今天俄国的政治谱系中,无论盖达尔还是亚夫林斯基这些“民主派”都与金融寡头的关系相当疏远,(丘拜斯是个例外,但1994年之后丘拜斯与盖达尔实际上已距离很大,丘拜斯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国家主义者”了。)而切尔诺梅尔金的“家园”才与金融工业集团关系最密切，甚至俄共也与这类集团有颇深的关系。 [8] 因此，无论“民主派”在其他方面的功罪如何，（他们的“激进改革”的确有许多不切实际的东西，包括他们过分天真地相信西方列强会全力支持俄罗斯的“闯关”。）说他们代表了寡头的利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俄罗斯寡头集团的思想－政治代表只能是左与右的“新权威主义”者，（1994年以后的叶利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带有这种色彩），而不是什么“民主派”。

    最能表明这一点的是这样一件事：1996年4月在总统选举前三个月，俄罗斯几大日报同时刊登了13个“大银行家”致叶利钦与俄共领袖久加诺夫两人的公开信，这13人中包括所有的超级寡头如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斯摩林斯基、波塔宁、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他们请求叶利钦与久加诺夫握手言和，平分权力，共组联合政府，不要搞什么选举了。公开信还威胁对这两人持异议的其他政治力量：“对那些表现得毫无原则性及和解能力的政客，我们有足够的办法和意志去对付他们。”谁都知道，这里指的不仅包括一直以“民主反对派”自居的“亚博卢”，也包括刚刚与叶利钦摊牌的盖达尔等一批人。这年一月叶利钦从政府中全部清除了“激进民主派”后，盖达尔等非阁员民主派人士也纷纷退出“总统委员会”（叶利钦的顾问机构），1月22日，盖达尔宣布与总统“彻底分手”，并要求叶利钦放弃竞选总统。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白宫事件后，即我们论述的这个阶段中金融工业寡头对政府影响的增大（乃至于直接加入政府，如别列佐夫斯基等）与“民主派”的日渐失势是二位一体的大趋势。当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