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小说《毁灭》，并为绥拉维摩维支的《铁流》（曹靖华译）的出版，费尽了心血。他赞扬这两部小说写了quot;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quot;。在当时中国的革命斗争中也充满着quot;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quot;。因而这两部小说的翻译，不但鼓舞了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浴血战斗的革命群众的士气，也使广大读者从书本联系到自己国家的现实，坚定了对革命的信仰。

    此外，鲁迅又翻译了高尔基的作品以及沙俄时代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等。同时他和从前一样，热情于介绍、翻译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文学作品。鲁迅介绍那些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和民族英勇地求解放的作品，不光是出于同情，而是因为它们quot;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quot;。中国和它们的“境遇quot;相当近似，不但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而且都有长期坚强反抗的历史，读了这些作品，易于quot;心心相印quot;，互相支持，互相鼓舞。这就把翻译、介绍被压迫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作品的工作，提到了全球性的革命战略的高度。在这里，鲁迅的翻译、介绍工作，是紧密地配合了各个时期中国革命的需要的。

    鲁迅不把翻译方法看作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提高到政治斗争的原则问题来处理的。

    鲁迅认为翻译必须忠实于原作，而且主张在quot;信”、“达quot;不可得兼的情况下，quot;宁信而不达quot;。当时御用文人梁实秋之流诬蔑鲁迅的翻译是quot;死译quot;、quot;硬译quot;，其背后的阴险用心在于堵塞、摧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革命文学作品的传播。鲁迅对此给以迎头痛击，指出这不是个翻译方法问题，而是由哪个阶级来占领翻译阵地的问题，亦即运输精神食粮的渠道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他说：他们妄图使人民群众在法西斯的愚民政策下，quot;由聋而哑quot;，任其宰割，quot;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quot;。鲁迅就是这样把翻译工作看成是粉碎反动派的愚民政策，激发人民革命情绪的重要手段。

    鲁迅称忠实于原作的翻译方法为quot;直译quot;，梁实秋之流却诬蔑为quot;死译quot;、quot;硬译quot;。这里实质上就是在翻译方法上反映了阶级斗争。反动派文人当时自夸为quot;达quot;而quot;雅quot;的译品其实是歪曲原作，使之面目皆非，以便达到其quot;说真方、卖假药quot;的罪恶目的。鲁迅为了揭露他们的卑劣手段，不但提出quot;直译quot;这一正确主张，而且提出了必须有quot;复译quot;这一在当时绝对必要的主张。在当时，出版商和资产阶级文人都视译品为商品的情况下，粗制滥造的译品泛滥市场，复译的必要性也就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而不仅是个忠于原文的问题了。

    鲁迅当时也极力支持转译（重译），这也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惟有转译才能迅速传布马列主义及其文艺理论，才能使中国读者看到被压迫人民、被奴役民族以及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

    以上的叙述，十分粗糙、简略，也不免有错误，但是大体上可以看出：在鲁迅战斗生活的最后十年中，贯穿于其早期工作中的高度革命责任感和明确的政治目的性，逐步加强而发展了。

    这是我们在外国文学工作中首先要向鲁迅学习的。

    鲁迅对于中外古今的文学遗产，从不采取片面的极端的态度。他是辩证地看待它们的；他主张吸取其精华，化为自己的血肉，主张借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反对夸大一点以概括全面，也反对因有小疵而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