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大人的话，晚生在日本的确是讲过，一个弊病丛生的国家，与其死水一潭发烂发臭，不如来点骚动，招引生气，龚瑟人早就说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可见鼓吹骚动的，并不就是罪过。至于朝廷，也不能说它事事都对。倘若一点缺漏都没有，为何皇太后、皇上在蒙尘时要下诏自责呢？假若在太后着迷于义和拳时，有人坚决反对并起了作用的话，又哪来的日后帝后播迁呢？伍员唱反调而为忠臣，伯嚭善逢迎而为奸佞，这已是历史的定论。因此，反对朝廷的不见得都是反叛。晚生以为，大逆者，逆全国之人心也，大反者，反天地之大道也，而招引生气、补苴罅漏，不能谓之大逆不道。晚生无知，还望大人赐教。”

    杨度这一番雄辩，试图将自己在日本对朝廷的不恭之心不轨之言轻轻巧巧地掩盖，倘若遇到的是一个满蒙亲贵，或是一个对朝廷愚忠的汉族大臣，自然并不会起多大的作用，可是现在问话的是一个想顺潮流而动，力倡变法，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开明总督，张之洞不但不认为他是在巧言掩饰，反而认为他说的是真正的实话。

    “照这样说来，你是大清朝的忠臣，老夫错怪你了？”张之洞站起身，离开转椅，在西域毛毯上甩手踱步。他气血不好，坐久了身子就发麻，非得走动走动不可。他比王闿运小两岁，在杨度看来，却比湘绮师显得老迈得多，且身材矮小，远没有先生的风采。张之洞这句话是讥讽，还是真的消除了误会，杨度一时拿不准。他和他的老师一样，从来没有想到要做大清王朝的忠臣，孜孜以求的只是一展自己的抱负。杨度本来想回答：“晚生要做的是中国的忠臣，并不想做一家一姓的忠臣。”转念一想，在这样一位大清朝的宠臣面前，初次相见便说出这等话来，毕竟是太冒昧了，不如顺着他的意思敷衍，“晚生家父祖两辈蒙受国家之恩，晚生本人又是举人，的确如大人所说的，一心想做朝廷的忠臣。在日本，虽有与朝廷为敌的革命党，但晚生与他们并无联系。晚生在日本半年，感受最深的是，日本之所以迅速强盛，就是因为明治维新加强了天皇的权力。我们中国要学日本，首要之点也就是要加强朝廷的权力。关于这一点，晚生还要慢慢向老大人禀报。”

    这几句话说得张之洞很满意，他轻轻地点点头，脸上露出微微的笑意，起身走到景泰蓝瓶边的书架前面，从架子上拿出一张报纸来递给杨度：“这张报纸想必你在日本还没有来得及见到，那上面登了一首黄河歌词，写得不错。作词的杨承瓒是不是也在日本留学，你认识他吗？”

    杨度接过报纸，大感意外。原来这是一张《新民丛报》。《新民丛报》上刊登的文章，多数说的是维新变法，梁启超的时论，几乎每期都有。梁启超以他特有的笔端常带感情的“饮冰体”感染着千千万万的读者，使他们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的观点。国内许许多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依旧如醉如痴地崇拜他。这种心情，不但不因朝廷的禁止而减弱，反而随着太后、皇上再次明令变法大为增强了。人们普遍认为，康梁是首倡变法的先驱，戊戌年对他们的镇压是错误的。尽管人心如此，官方依然维持原议：康梁是乱党，他们所发行的报刊是绝对禁止在国内传播的。就是这样一张被慈禧太后视为洪水猛兽的《新民丛报》，居然出现在堂堂湖广总督衙门内，大模大样地摆在总督大人的书房里，杨度大为惊讶。至于歌词的刊出他也没想到。梁启超想为留学生们制作一首新歌，要求雅俗共赏，利于唱诵，在《新民丛报》上发起征稿启事。杨度以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写了一首歌词，为不让老友知道是他写的，便用自己的原名“杨承瓒”三字落了款。不料梁启超毕竟眼力不凡，作为首选刊登了他的《黄河曲》，更不料张之洞英雄所见略同，也加以称赞。杨度很高兴，仔细看着。刊出来的是他的原稿，一字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