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铭署理湖北布政使。

    第二年，阎敬铭署理山东巡抚。同治三年，实授鲁抚。那时，山东正是朝廷与捻军交战的重要战场，阎敬铭名为巡抚，实为带兵的将领。他昼夜在军营操劳，早年的风湿病复发。同治六年，年仅四十八岁的阎敬铭便辞去巡抚，回原籍朝邑养病。同洽八年复出，只做了两个月的工部侍郎，便又辞职回乡。之后，朝廷多次命他出山，他均以病未痊愈为托辞不应诏。

    光绪三年，山西大旱，朝廷命他协助曾国荃在山西赈灾。赈灾是救民水火的大事，何况曾国荃为多年的战友，阎敬铭不便再推辞。办了半年的赈务，民心初定之后，他便又离开官场。这几年，朝廷又两次要他进京，他两次都推辞了。阎敬铭年未及知命而位居方面，也可以算是官场中的得志者，为何一再不奉诏，甘居山野老于林泉呢，难道真的是疾病的原因吗？当然不是！

    病痛这东西是人人都不想有的，但有时，它又能给人带来某些用途，尤其是政坛上的人物，常常要借用它来玩点把戏，使点障眼法。古往今来，凡政界人物所谓的因病不能任职的话，绝大部分是另有原因不便明说，于是，或自己用来做托辞，或别人用来遮掩视听。这也可算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创造吧！

    那么，阎敬铭不便明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即失望。最先使他失望的是江宁城攻下后，湘军将士和他们最高领导集团的表现。

    同治三年，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在围攻三年之后，终于把太平天国的都城打下来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发疯一般的烧杀、抢掠。一座锦绣般的古都被焚烧殆尽，太平天国集聚的无数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阎敬铭面对着这极不情愿看到的现实，心里痛苦不堪。多少年来，湘军不是高喊着勤王室、卫孔孟的口号，声称自己是正义之师吗，为何这时野兽般发泄心里的仇恨，强盗般打家劫舍？这只能使他想到，他们原本便是冲着江宁城里的财富而来的，所有动听的宣言都是欺世盗名的谎话。而自己，身为粮台总理，多年来苦心经营，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粮饷，实际上只是为他们能有今日提供保障罢了。

    接着使他失望的，是山东的剿捻战场。过去阎敬铭在湖北做的是军需后勤之事，到山东后才亲自执掌兵权，了解到前线的真相。捻军是乌合之众，如果朝廷的军队精诚合作，共同对敌，捻军原本很快可以扑灭。但朝廷部署在山东省的四支部队：当地绿营、淮军、湘军和蒙古马队，却彼此牵制，互不买账。只是争功争饷，保存实力，并不冲锋陷阵。使得一支人数并不多的捻军，在山东境内东窜西突，所向无敌。阎敬铭身为山东巡抚，却不能协调这四支各有主帅的人马，他有时气得吐血也无济于事。直到他引疾归里，山东军事仍无进展。他不明白，拿着高俸的将领和吃着饷粮的兵勇，为何对朝廷如此不忠不诚？

    第三个令他失望的是工部的状况。十多年前在户部，阎敬铭只是一个小小的主事，部里的机密要务他无权涉及。做了工部右侍郎后，他才知道工部糟糕透顶。汉尚书其实对部务一窍不通，他的兴趣只在研究三礼。一月之中有半月不来部视事，窝在家中著书立说。他不明白，朝廷为什么调这样的人来掌工部。既然热中于学术，何不成全他，让他在翰林院做个内阁学士呢？满尚书是个宗室，不学无术，头上顶子靠的是祖宗的福荫染红的。此人是个美食家，提到京师各大餐馆的菜肴特色来两眼发亮，听到部属谈起正事来则双目无神。阎敬铭也不明白，朝廷为何安排这样一个人来掌工部。他家里有的是几代人花不完的银子，何不让他在家吃吃喝喝，做一个清闲自在的公子王孙，要他在工部衙门当差，受这份罪做什么？工部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其他三个侍郎手里。他们每兴建一项工程，则向朝廷多报三到五成的费用。发到各省，则又减去三至五成的银子，然后还要勒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