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说，最近在参加写“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他写十万字，韦君宜写十万字。定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九日“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前出版。不过，他写惯了文艺作品，不习惯于写这类党史的严肃文字。他爱写点生动、有趣的小插曲，全给删去了。韦君宜当过记者，倒适应这样的写作。

    他向我透露，他还完成了三十年代至今的长篇回忆录。不过，他说：“恐怕生前无法出版，等死后再出版吧！”

    也许是幸运，他这部原本“死后再出版的”长篇回忆录，居然在他生前就印出来了。这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风雨年华》。

    正是在《风雨年华》中，他透露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晚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那里获知的重要政治信息——风向“转了”：

    “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第二天早上回到编辑部一问，才知道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早已签字付印了，正在装订中，大错铸成，无法挽回。要是我早两三天就知道了‘转’的消息，像《刺在哪里》那样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发表出来的。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当时还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报》抽出了几篇措词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唉！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许多人……

    “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那一个‘转’字，哪怕我是个‘小诸葛’，在五月十八日晚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

    当今，“五·一八”被视为“大吉大利”的日子，因为“五·一八”是“我要发”的谐音，多少商店选择这一天开张，多少男女选择这一天结婚。可是，一九五七年的五月十八日对于黄秋耘来说，却是那么的不吉利。

    黄秋耘还写道：

    “这个‘急刹车’的措施可能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直到五月中旬才决定下来。周扬那一级的高级干部（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至早也到五月中旬稍晚一些时间才确知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后，一天也没有耽搁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当天（五月十八日）晚上就暗示给我。”

    这样，据黄秋耘判断，毛泽东决定进行“反右派运动”，是在五月十八日那天传达到周扬这样一级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