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另一位比流沙河还小三岁的青年作家，也在“大风大浪”时浮时沉。

    此人便是王蒙。

    虽说王蒙不过二十三岁，倒也颇有点来历：

    他一九三四年出生于北京沙滩——也真有缘，那里如今是中国作家协会总部的所在地。一九四五年，十一岁的王蒙跳级考入初中时，就受到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一九四八年，十四岁的王蒙，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看得出，他是一个在政治上早熟的人。

    王蒙在文学创作上也是个早熟的人。一九五三年，十九岁的他便写出了处女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这部小说，曾于一九五六年在《北京日报》和《文汇报》选载。

    王蒙自一九五五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小豆儿》。

    一九五七年初，王蒙居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那是在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一口气谈到了三位青年作家，即二十三岁的王蒙、三十岁的李希凡和二十四岁的姚文元。

    毛泽东谈及王蒙的话最多：

    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此人二十二岁（应是二十三岁），把王蒙调查一下，是个青年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我们许多的文化人和胡风是有分别的。对于他们要又批评又保护，在保护下批评。

    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对生活情况不熟悉，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们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如果照有些同志的观点，以为中央附近不会出官僚主义，那就要对写小说的人割肉了。

    总之，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我们要采取保护的方针，应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说王蒙的小说时间不对地点不对（不该写在北京，不该在这个时候来写），这就没有说服力。我们党内经常有不正常的东西存在，在全国有很大的成绩和威信之下滋长了一些坏的作风，就叫违法乱纪、横行霸道。我们的国家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真正的无产阶级据说不到一千二百万，这一千二百万中也还发现有国民党中将，为什么说共产党的缺点是不能揭发的呢？党的统一战线实际上赞成的还是少数，我们讲过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思想上和工作上都要从帮助别人出发，我们有些同志不从帮助出发，而以一脚踢倒，最简单的办法是开枪，这是国民党的作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但最大量的是小资产阶级，这是我们客观的现实，合作社主要是一部分富裕中农不满，学生中百分之八十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以上。虽然如此，但多数人他们都不搞匈牙利，我们有许多同志就怕匈牙利事件。

    任何事情都有两种属性，匈牙利事件又好又不好，把不好的事变过来就是好事情；我们有些同志喜欢用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方法。

    王蒙这篇小说是一篇没有写好的作品，但要帮助。

    紧接着，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又一次详细地谈到了王蒙。

    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内中并没有提到王蒙。其实，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这一讲话，后来经过删节和修改。笔者的兄长当时在浙江党的部门工作，他在出席浙江省的一次会议时，收到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