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的人总是吝啬，有时连给人担个保都不肯。”朱延年听了外甥的诉苦，心里得到一种安慰，姐夫不但对他这样，对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可见得不满意他是有理由的。他和外甥谈得很投机，觉得像他这样年纪轻轻也吃官司，并且娘老子有的是钱，一生一世也用不完，又是独生子，实在是太冤枉了。他走上一步，亲切地问外甥：“娘晓得你关进来吗？”

    “我是从家里抓来的。”

    “只要家里晓得就好了，他们在外边一定会想法子的。你顶多是个嫌疑犯，关两天就可以出去了。”

    “不，”徐守仁差点要讲自己确实偷了自行车，看到前前后后那些人仿佛注意听他们讲话，不好意思说出来，改口道，“希望早点出去。……”

    放风完了，段振立把犯人带进了牢房，关上铁门，开过早饭，每个号子的门又给锁上了。徐守仁坐在号子里，正愁没有问舅舅住在啥号子，忽然听到隔壁墙上有人嘭嘭敲了两下。他对着墙望了望，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半晌，墙那边又嘭嘭敲了两下。他好奇地走过去，侧着耳朵，冲着垩白的墙凝神地谛听，又是嘭嘭两下。他屈起右手的食指，也对墙嘭嘭敲了两下。那边人应了。听到低微的声音：

    “守仁，你听见我说话吗？”

    “听见，舅舅，你就住在隔壁？”

    “唔，忘记告诉你了。”

    “真没想到，昨晚就听见你讲话的声音哩。”

    “我们可以多谈谈。老段吃饭去了，现在弄堂这边没有人来。”

    “没有关系吗？”他不了解监狱里的生活规律。

    “当然没有关系，就是听去也不怕，我同他们都是老朋友了，谁不晓得我朱延年。”

    “你在这里也很出名？”

    “关了好几个月了，人头当然混熟了。有些人你慢慢也会认识的。”

    “那很好，要靠舅舅给我介绍介绍。”

    “这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朱延年刚才在院子里不方便多说话，吃过饭，是个空隙，敲墙找外甥，急于想了解福佑药房的情况，生怕话题岔开，马上问道，“你到我家里去过吗？”

    “去过。”

    “和娘一道去的吗？”朱延年料到姐姐一定不会把他忘记。

    “和朱筱堂。”

    朱延年大吃一惊：

    “他也到上海？”

    “他在无锡管制劳动，请假到上海的。”

    “怎么想起到我家去呢？——我和哥哥多年不往来啦。”

    “他想讨还你欠大舅舅的五条黄鱼。”

    “五条黄鱼？”朱延年在墙那边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一个劲盯着墙望，仿佛想穿过墙来问个明白，焦急地说，“你舅母怎么说？”

    “舅母不认账，说是不晓得这回事。”

    朱延年松了一口气，眼光从墙上收了回来，不满地说：

    “我们兄弟俩的账谁也算不清，我确实借过五条黄鱼，可是哥哥过去用我的钱，算起来一百条也不止。乡下的地，照道理讲，也应该有我一份，他还有笔据在我手里哩。不过，乡下已经土改了，我也不提这桩事体啦。好歹是兄弟么。筱堂这小畜生，不念旧情，叔叔关在提篮桥，到了上海，不来探望我也就罢了，还要到我家里讨五条黄鱼，这个没心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