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七

    “那没问题，”他庆幸余静没有提到钱，再坦白交代一下并不困难。他高兴地说：“我准备一下好了。”

    当时徐义德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回家一想，他又觉得问题极其复杂。余静讲的是“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全厂群众参加，规模当然比铜匠间大的多。他记起那天晚上铜匠间的局面，确是生平头一遭。这次大会是全厂性质的，各个车间里的人都来，听见徐义德有这么大的五毒罪行，会轻轻放过徐义德吗？余静讲开的是“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自己五毒行为少讲一点，行吗？参加铜匠间会议的人会不提出质问吗？一点不能少讲。全讲出来，工人能让自己下台吗？自己检讨深刻一些，提出保证以后不再犯五毒了，这样可以取得工人的原谅吗？有可能。他一个人蹲在书房里，关起门来，写坦白交代的稿子。他在寻找妙法：既要坦白交代自己五毒的罪行，又要不引起工人的愤怒，还要深刻检讨，严格保证不再重犯，以博得大家的谅解和同情。这篇稿子写了两句就扯掉，重新又写，没写两句，还不满意，又换了一张纸。扯了十多张纸以后，一直写到快深夜三点钟，才算初步定稿了。

    他回到林宛芝房间里，她正发出甜蜜的轻轻的呼吸声，睡得正酣。他拉开鹅黄色的丝绒窗帷，推开窗户，天上繁星已经稀疏了。上海的夏夜非常寂静，叫卖五香茶叶蛋的沙哑的声音早已听不见了，远方传来赶早市的车轮的转动声。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特别清凉。

    东方泛出鱼肚色，天空的星星更少了。他身上感到有点寒冷，便懒散地推上窗户，忘记拉上鹅黄色的丝绒窗帷，慵倦地躺到床上去了。

    早晨的刺眼的阳光射在林宛芝的脸上。她起来了，发现自己和徐义德都是穿着衣服睡了一宿，料想他睡的时候准是很晚了，给他轻轻盖上了英国制的粉红色的薄薄的毯子，自己坐在梳妆台面前悄悄地梳头，不敢有一丝声音惊扰他。

    徐义德起来，穿上昨天夜里准备好的灰咔叽布的人民装。他吃了早饭，到三位太太的房间里去转了一转，向她们告别。

    林宛芝送他到二门那里，站在台阶上，说：

    “早点回来。”

    徐义德很早就坐在会场右面第一排，他期待这个大会早点开始，好早知道会议的情况；但又希望这个大会迟点开始，仿佛预感到有啥不祥的前途，不愿意那不祥的前途马上就在眼前出现。他的心情很矛盾，低着头，外表虽然很安详，心里可老是在噗咚噗咚地跳动。

    余静在主席台上非常镇静。她不止一次主持过大会，但总没有今天这样的持重和老练，坐在杨健旁边，显得一切的事情极其有把握。她注视着台下的职工们，个个兴高采烈，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团结得好像一个人似的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在等待大会开始。只有徐义德坐在右边第一排，失去往日目中无人不可一世的威风，低着头，不声不响。徐义德今天的神态和职工的高昂的情绪，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这对照说明历史起了伟大的变化：向来高高压在工人头上的资产阶级低下了头，而过去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真正地站了起来，掌握了全厂的大权，领导大家对他斗争。徐义德像是罪犯一样坐在被告席上，在等待判决。余静看到沪江纱厂的新生，她眯着眼睛微笑，心花怒放，眼睛老是从第一排右边一直望到后面。

    司仪钟珮文用高亢的唱歌的嗓子宣布大会开始，赵得宝走到主席台上那张铺着红布的小桌子面前，看到右边第一排徐义德和梅佐贤他们低头坐在那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感到在今天这样庄严的大会上讲话十分重要。他自从进厂以来开这样的会是头一回。他生怕遗漏了一个字，也怕台下的人听不清楚，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的，声音非常清晰嘹亮，说明“五反”检查队进厂以后，在杨部长正确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