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此，有话尽可说吧。”蒋介石望了白崇禧一眼。

    “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也！”白崇禧又重复了自己方才那句话。其实，对于蒋介石这次到高安来亲自指挥再夺南昌，白崇禧心中早已闷着一肚子的意见。还在武昌城下的时候，他就不同意蒋介石采取硬攻的战法，这次老蒋又搬用在武昌城下的那一套来打南昌，而南昌城垣与武昌一样都甚为坚实，且隔着一道苍茫的赣江，经敌前渡江方能发起攻城，我军渡江后即面临屯兵坚城之下，背水攻坚的不利处境，蒋介石此举，实犯兵家之大忌。白崇禧鉴于武昌城攻坚的挫败，实不赞成强攻南昌，再受一次惨败。但他见蒋介石对此次夺攻南昌的心情较之攻武昌更为迫切，态度也异常坚决，且亲自调兵遣将部署进攻，他当参谋长的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此，他是闷着一肚子气，在军事会议上干脆一言不发，让老蒋在南昌城下碰个头破血流再说。毋庸置疑，白崇禧在军事上堪称“小诸葛”，指挥作战，每有卓越的见地，打起仗来，神出鬼没，出奇制胜。不过，若说在政治上，他就称不上“小诸葛”了，他缺乏政治上的远大目光，没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豁大的胸怀，他的政见，乃脱胎于春秋齐桓、管仲的韬略和向往他们的王霜之业。在这大革命风潮铺夭盖地，工农大众“打倒军阀”、“打倒列强”，要求翻身作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站在时代之前列，引导着大革命的潮流滚滚向前之际，他的思想，他的政见，却是格格不入。在他身上，远见卓识的军事才能和大大落后于时代的政治见解，既矛盾又和谐地体现出来。也许，蒋介石正是发现了白崇禧这一不同寻常的特点，才破格摧升他为总参谋长，蒋介石虽在军事上平平，在这方面却有其过人之处。因此，这次进攻南昌，白崇禧只窥见蒋介石军事上必遭失败的结局，而对蒋介石急于攻取南昌的政治意图，却一时察觉不到。原来，蒋介石在武昌城下不顾代价地下令硬攻，一是出于孙传芳在江西即将有所行动，以速攻下武昌再集中兵力打孙传芳，更重要的则是他要把这华中重镇武汉控制在手上，免得让唐生智染指。因此在武昌攻城之前，他已内定刘峙为武昌卫戍司令。不想，攻城失败，孙传芳又大举西犯，他不得不从武昌赶到江西来指挥作战。他忖度，唐生智有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的力量，武汉三镇迟早必破，到时唐生智坐镇武汉，拥有两湖，如果国民政府再迁到武汉去，那么他将失去很大一部分权力。因此他急于打下南昌，好有个立足点，到时请国民政府迁都南昌，进军江、浙，再捣南京，他尚可执国民政府之牛耳，以总司令身份号令四方。在程潜、王柏龄攻下南昌后，蒋介石曾喜形于色，准备迁总司令部于南昌。不料，程潜、王柏龄旋为敌所败，使他顿失重心，他之大骂王柏龄“非将才也，坏了我的大事”，白崇禧除了王柏龄坏了战局“大事”外，当然不能知道蒋介石的“大事”除战局之外，还有政治上的大事哩。现在，武昌方面，由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亲自担任攻城总指挥，已将围困四十余日的武昌城攻破、俘敌刘玉春、陈嘉谟以下一万二千余人，至此，北伐军基本上实现了消灭吴佩孚主力，占领两湖的战略目标。对于这一重大胜利，蒋介石却是忧多于喜。因为随着武昌的攻破，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威望不断提高，唐生智的实力迅速扩大，而使他最不放心的乃是正在巴黎蛰居的政敌汪精卫即将启程回国之说，这一点，甚至连蒋的亲信、副官长张治中也预见到了。张治中曾向他说：“我们现在拿下武汉，是不成问题的，但拿下武汉以后，对于这一个复杂严肃的局面，现在应该加以注意与准备。我的意思，最好还是邀请汪精卫回国，帮助总司令来料理这一个拿下了武汉以后的局面，并可促使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蒋介石皱着眉头，不置可否地哼了两声，张治中又道：“假使我们不欢迎他回来，他自己一定也会回来的。”蒋介石一想起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