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公司的大经理，在瞬息万变的股票市场上却被无端地拉去出席一个无聊的什么会议，但又拘于礼貌和某种原因，不便离开，那“嚓嚓嚓”作响的上弦声，便是一种无言的抗议。何应钦总是不慌不忙的，虽然由他直接出面代表蒋介石与广西佬打交道，一开局便僵持住了，但他没有一点着急，涵养好极了，一双眼睛静静地看着面前的卷宗夹，仿佛那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古董，虽然一时无人问津，但并不愁卖不出去。汪精卫虽然还是挂着一脸的微笑——（无论是着急或是愤怒的时候，只要在众人面前，他总是微笑着，尽管他在家里对仆人喝斥时可以砸碎一只花瓶，但，那一定要在他太太陈壁君女士不在家的时候）但屁股上却如坐针毯。他知道在编军问题上，蒋介石是绝不会让步的，他当然也不主张编制上给广西两个军的番号，在限制广西势力的发展上，他与蒋介石是一致的。汪精卫是广东人，跟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政权，也受了陆荣廷许多气，因此，无论于公于私，他都得提防“新桂系”的产生。但是，这次“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的发起及组织又是他一手经办的，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首脑，如果他不能使会议达成两广统一的正式协议——哪怕是形式上的也好，将对巩固广东、出兵北伐产生极大的阻碍，这不但对革命事业，也对他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统治地位不利。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在去年逝世了，胡汉民已出国，现在，他便是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的当然领袖和首脑了，一个领袖和首脑连一个会议都开不成功，别人（苏俄顾问、共产党人、国民党内的各派）当然会瞧不起他的，无论如何，他要使会议成功，而不能破裂。他有几十年政治活动所炼就的一件法宝——“折衷”，在各种场合，他这法宝屡试不爽，真可谓法力无边也。他正是靠着这个法宝在险恶多变斗争复杂的政治生活中绕过一个个令人目眩的旋涡，度过一次次危机，而安然无恙却又步步高升。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与黄兴有矛盾，他就是用这个法宝两边不得罪，在党内他与胡汉民是对头，他靠这个法宝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的时候，左、右两派斗争很激烈，他又用这个法宝，收到了左右逢源之功。他生于中国，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向往西方的文明，他特别醉心于巴黎的文化。但是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又译深地羁縻着他，他尊崇孔、一孟的中庸哲学，遇事折衷，明哲保身。但他一生中却有两次没有搞折衷，一次是辛亥前夕，为了推翻清王朝，他带着喻培伦和黄复生挺身入京，在海鸦儿胡同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谋炸清廷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面对死亡，他慷慨作绝命诗一首以言志。诗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他这一荆轲壮举，顿使他名扬海内外，成为辛亥革命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一生的光辉所在。另一次便是后来他一头扎到日本人怀抱里去，当了一名可耻的汉奸傀儡，象秦桧一祥遭人唾骂，遗臭万年，这是后话。现在，汪精卫又祭起他那法力无边的“宝贝”了，他微笑着，对黄绍竑道：“季宽先生，常言道百里之行去九十，我们的会谈已在前三款中达成圆满的协议，现在就剩下最后这一款了，我不忍心前功尽弃。你看这样行不行，广西军队就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以下的编制由你们自己决定吧。”

    黄绍竑两眼一亮，这倒不失为一个转圜的办法，蒋介石可以用番号来限制广西军队，但是如果军以下由广西自定，实力便不受限制，这正符合他的要一个名义向外发展的想法。

    但他仍未表态，因为这涉及军长人选的棘手问题，他不肯放手军权。大约汪精卫已看出他的心思，又说道：“关于第七军的军长，可由李德邻来担任，季宽可当军的党代表，按照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度这一决定，党代表享有与军长同等的权力，任何命令如无党代表副署，则不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