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年十一月，亲祭太庙，内外用仪仗并五色甲马军一千六百五十名，仍命指挥青山及洪副使摄折冲都尉提调。二年，正旦行礼，用仪仗军一千人。享太庙，用跸街清路军一百名，看守糁盆军一百名，管军千户、百户各一员。天寿节行礼，用仪仗军一千名。皇后册宝擎执仪仗，用军一千二百名，军官四员。

    扈从军

    世祖至元十七年三月，发忙古、抄兒赤所领河西军士，及阿鲁黑麾下二百人，入备扈从。

    武宗至大二年，太后将幸五台，徽政院官请调军扈从。省臣议：“昔大太后尝幸五台，于住夏探马赤及汉军内，各起扈从军三百人，今遵故事。”从之。十一月，枢密院臣言：“去岁六卫汉军内，以诸处兴建工役，故用六千军士于上都。臣等议，来岁车驾行幸，复令骑卒六千人，备车马器仗，与步卒二千人扈从。”制可。

    看守军

    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以军守都城外仓。初，大都城内仓敖有军守之，城外丰闰、丰实、广贮、通济四仓无守者。至是收粮颇多，丞相桑哥以为言，乃依都城内仓例，每仓发军五人守之。十二月，中书省臣言：“枢密院公廨后，有仓贮粮，乞调军五人看守。”从之。

    成宗大德四年二月，调军五百人，于新浚河内看闸。

    武宗至大四年六月，帝御大安阁，枢密院官奏：“尝奉旨，令各门置军守备。臣等议，探马赤军士去其所戍地远，卒莫能至，拟发阿速、唐兀等军，参汉军用之，各门置五十人。”制可。

    仁宗延祐元年闰三月，隆禧院官言：“初，世祖影殿，有军士守之。今武宗御容于大崇恩福元寺安置，宜依例调军守卫。”从之。三年二月，岭北省乞军守卫仓库，命于丑汉所属万户三千探马赤军内，摘军三百人与之。

    英宗至治元年，增守太庙墙垣军。初，以卫士军人共守围宿，故止用蒙古军四百人，至是以卫士守内墙垣，其外需止用军士，乃增至八百人，复命佥院哈散、院判阿剌铁木兒领之。四月，敕搠思吉斡节兒八哈失寺内，常令军士五人守卫。

    巡逻军

    仁宗皇庆元年三月，丞相铁木迭兒奏：“每岁既幸上京，于各宿卫中留卫士三百七十人，以备巡逻，今岁多盗贼，宜增百人，以严守御。”制可。仍命枢密与中书分领之。延祐七年五月，诏留守司及虎贲司官，亲率众于夜巡逻。

    镇遏军

    仁宗延祐元年闰三月，枢密院官奏：“中书省言，江浙春运粮八十三万六千二百六十石，取日开洋，前来直沽，请预差军人镇遏。”诏依年例，调军一千名，命右卫副都指挥使伯颜往镇遏之。三年四月，海运至直沽，枢密院官奏：“今岁军数不敷，乞调军士五百人巡镇。”从之。七年四月，调海运镇遏军一千人，如旧制。

    镇戍

    元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镇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而观之，则太祖、太宗相继以有西域、中原，而攻取之际，屯兵盖无定向，其制殆不可考也。世祖之时，海宇混一，然后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籓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皆世祖宏规远略，与二三大臣之所共议，达兵机之要，审地理之宜，而足以贻谋于后世者也。故其后江南三行省，尝以迁调戍兵为言，当时莫敢有变其法者，诚以祖宗成宪，不易于变更也。然卒之承平既久，将骄卒惰，军政不修，而天下之势遂至于不可为，夫岂其制之不善哉，盖法久必弊，古今之势然也。今故著其调兵屯守之制，而列之为镇戍焉。

    世祖中统元年五月，诏汉军万户，各于本管新旧军内摘发军人，备衣甲器仗，差官领赴燕京近地屯驻：万户史天泽一万四百三十五人，张马哥二百四十人，解成一千七百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