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

    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其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官秩、廕第同国子，举送、课试如明经。

    天宝九载，置广文馆于国学，以领生徒为进士者。举人旧重两监，后世禄者以京兆、同、华为荣，而不入学。十二载，乃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是岁，道举停《老子》，加《周易》。十四载，复乡贡。

    代宗广德二年，诏曰：“古者设太学，教胄子，虽年谷不登，兵革或动，而俎豆之事不废。顷年戎车屡驾，诸生辍讲，宜追学生在馆习业，度支给厨米。”是岁，贾至为侍郎，建言岁方艰歉，举人赴省者，两都试之。两都试人自此始。

    贞元二年，诏习《开元礼》者举同一经例，明经习律以代《尔雅》。是时弘文、崇文生未补者，务取员阙以补，速于登第，而用廕乖实，至有假市门资、变易昭穆及假人试艺者。六年，诏宜据式考试，假代者论如法。初，礼部侍郎亲故移试考功，谓之别头。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奏罢，议者是之。

    元和二年，置东都监生一百员。然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永泰中，虽置西监生，而馆无定员。于是始定生员：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三百人，广文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五十人，广文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而已。明经停口义，复试墨义十条。五经取通五，明经通六。其尝坐法及为州县小吏，虽艺文可采，勿举。十三年，权知礼部侍郎庾承宣奏复考功别头试。

    初，开元中，礼部考试毕，送中书门下详覆，其后中废。是岁，侍郎钱徽所举送，覆试多不中选，由是贬官，而举人杂文复送中书门下。长庆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礼部已放榜，而中书门下始详覆。今请先详覆，而后放榜。”议者以起虽避嫌，然失贡职矣。谏议大夫殷侑言：“《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都废，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史科及三传科。大和三年，高锴为考功员外郎，取士有不当，监察御史姚中立又奏停考功别头试。六年，侍郎贾餗又奏复之。八年，宰相王涯以为“礼部取士，乃先以榜示中书，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有司，以所试杂文、乡贯、三代名讳送中书门下”。

    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及其后世，俗益媮薄，上下交疑，因以谓按其声病，可以为有司之责，舍是则汗漫而无所守，遂不复能易。呜呼，乃知三代乡里德行之举，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太宗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谨有名于当时，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不署以第。太宗问其故，对曰：“二人者，皆文采浮华，擢之将诱后生而弊风俗。”其后，二人者卒不能有立。

    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言：“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是时犹试策。高宗朝，刘思立加进士杂文，明经填帖，故为进士者皆诵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明经者但记帖括。又投牒自举，非古先哲王侧席待贤之道。请依古察孝廉，其乡闾孝友、信义、廉耻而通经者，县荐之州，州试其所通之学，送于省。自县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状、保辨、识牒皆停。而所习经，取大义，听通诸家之学。每问经十条，对策三道，皆通，为上第，吏部官之；经义通八，策通二，为中第，与出身；下第，罢归。《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其明经、进士及道举并停。”

    诏给事中李栖筠、李廙、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议。栖筠等议曰：